这次人为制造的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不仅打击和斗争了邓、毛、谢、古四人，而且在“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深入到下层去，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的口号下，从上到下，把坚持正确意见的省、县直至支部的各级干部打成“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不仅在会寻安、永吉泰搞得乌烟瘴气，而且中央苏区的其他地区也不得安宁，宜乐崇中心县委书记胡嘉宾、宁广石中心县委书记余泽鸿等都受到了打击。各地还撤换了大批干部，造成党内人心惶惶。在会寻安三县，宗派主义者们一边排挤掉反对“左”倾政策的人，一边轻率地提拔了一批新的各线领导干部，而这些人，由于只能执行“左”的政策而谨小慎微地工作，致使苏区南部形势日趋严重，敌人步步深入，直接威胁中央苏区的南大门——筠门岭，给根据地的工作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邓、毛、谢、古虽然受到批判、斗争，乃至撤职与处分，但他们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都是久经锤炼的革命者，他们最终也没有屈服，而是始终坚持正确主张，始终坚持真理，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忍辱负重，继续坚定地履行他们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所应尽的义务，继续在革命斗争崎岖而又艰难的道路上奋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有人会问，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们没有向谬误低头？为什么他们没有因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意气用事？为什么他们不因此而离开革命队伍？
这就是因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具有坚定的信念。他们相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虽然有时会遇到曲折。他们相信，他们的党始终是伟大的，尽管有时会为谬误所误导。他们相信，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是前途光明的，虽然途中多有险阻。他们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真正的革命者。
毛泽覃，在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开始向湘西转移并开始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1935年初，率独立师一部前往福建长汀，任闽赣边界军区司令部领导成员。1935年4月率领游击队进军时，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英勇牺牲，时年30岁。
谢唯俊，在受到“左”的打击后，曾任巡视员，做过筹粮和扩大红军的工作，在逆境中忍辱负重，努力工作，任劳任怨。1934年参加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秘书，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在率领部队向保安挺进时，途遇土匪袭击，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7岁。
古柏，受到“左”的批判后，曾作过筹粮工作，1934年长征开始后，留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1935年春夏之交率部到达广东龙川，由于叛徒告密，被反动民团包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9岁。
他们三人都是十几岁参加革命，二十多岁经历了“左”倾错误的打击，不到三十岁便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岁，都是多么好的青春时光啊！谁不珍惜青春，谁不热爱生命？而他们，为了革命，则义无反顾地全部奉献了。
在中央苏区遭受“左”倾错误打击的这次事件，当时的确使父亲在政治上蒙受了相当沉重的负担，但是，在40年后，这个在30年代发生的事件，却成为决定父亲政治生命的相当重要的因素之一，而且是好的因素，积极的因素。
事情是这样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67年，邓小平被当做“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1971年，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的林彪妄图早日篡权，阴谋谋害毛泽东未遂事泄，在逃跑时因飞机坠毁而自我灭亡。1972年，邓小平在他正在被软禁的江西听到了林彪罪行始末的传达。他十分激动，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叙述了对于林彪事件的自我看法。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封信作了批示：
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
七二年八月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的批示，在当时就是神圣的最高指示。从这个批示开始，父亲遭受彻底批判的政治命运开始得到了转机，并终于于1973年3月回到了北京，重新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1975年，父亲再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后，他开始逆当时的“左”的疯狂的潮流而动，开始了对于全国各个领域的全面的整顿。
父亲在第二次被打倒后之所以能受到毛泽东的起用，除了在毛泽东的批示中所谈到的和毛泽东认为邓小平“人才难得”等因素以外，30年代的“邓、毛、谢、古”的事件，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邓小平当时挨整的原因，就是邓小平当时执行的是毛泽东所主张的政策和作法，也就是“毛派的头子”。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这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
30年代的这一场斗争，把邓小平划进了毛泽东这一派里面。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记得的，而且记了整整40年。
这，是当时挨整的邓小平连想也没有想到的。
第一决战黄陂
蒋介石调动四五十万大军围攻中央苏区，又采取了什么样的谋略？统率七万红军的朱德、周恩来又是如何应对？为什么毛泽东未参加指挥，却仍认为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黄陂战役对整个反“围剿”斗争有何影响？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前
敌我双方的一般情况国民党蒋介石对苏区的第四次军事“围剿”是从1932年6月开始的。在这次“围剿”中，敌人利用各苏区之间联系不易、配合较差的弱点，采用逐次转移重点，实施各个击破的策略。敌人的计划是：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两个苏区。得手以后，再移兵渐次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包围，转入“围剿”的第二个阶段，对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以求得逞。蒋介石为了实现他的计划，于1932年5月组成了以他为首的“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用以指挥对我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的进攻。与此同时，他又组成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用于统率江西、广东、福建以至湖南的国民党军队，牵制削弱我中央苏区红军力量，配合其北线作战，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作准备。1932年9月，我红三军在敌人的进攻下，由于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被迫退出了湘鄂西根据地。同年10月，我红四方面军在抗击敌人的军事进攻中，由于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指挥上屡犯错误，也退出了鄂豫皖根据地。此后，蒋介石就逐步把兵力调集到中央苏区周围。
1932年12月末，敌“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制定了进攻中央苏区的作战计划。决定组织左、中、右三路“进剿军”，妄图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围歼中央苏区红军。计划以陈诚为中路军总指挥，指挥蒋介石的十二个嫡系师，以抚州为中心，先行堵击红军北进，然后由抚州一线自北而南进取广昌；以蔡廷锴为左路军总指挥，指挥福建部队六个师一个旅，自东而西向连城、长汀、瑞金推进；以余汉谋为右路军总指挥，指挥广东部队六个师一个旅，由南而北进取兴国、雩都、会昌。但因余汉谋、蔡廷锴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对蒋存有戒心，他们为保存实力，择机行事，对执行蒋介石的计划并不积极。如余汉谋就借口赣南粮荒，部队行进困难，提出右路军需要暂缓北进。他说：“与其进锐退速而影响士气，不如按步推进以策万全，本路第一期仍采防剿，待苏区禾熟后再作第二期的进剿”。因此，右路军仍在原地并未前进。蔡廷锴部因刚被蒋介石从上海抗日前线调到福建，对蒋心怀不满，加以初到福建立足未稳，又受到我福建境内和赣东北红军的牵制，为保全福建地盘计，也基本未动。当时主要是陈诚的中路军积极进攻中央苏区。所以蒋介石企图以左、中、右三路“进剿军”合击中央红军的计划并未完全实现。
1933年1月末，蒋介石到南昌亲自部署对中央苏区的军事进攻。2月上旬，蒋介石在南昌设置行营，自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决定以陈诚的中路军为主攻部队，仍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寻求与我红军主力作战。当时敌中路军分编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指挥官罗卓英，指挥十一、五十二、，五十九等三个师；第二纵队指挥官吴奇伟，指挥九十、十、十四等三个师；第三纵队总指挥官赵观涛，指挥五、六、九、七十九等四个师。此外还有两个师是预备队。三个纵队集结的地区是：第一纵队在乐安、宜黄；第二纵队在抚州附近；第三纵队在金羚、浒湾一带。敌人设想的计划是以其三个纵队从不同方向同时推进，形成对中央红军合围之势，然后将我红军一举歼灭。
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由于领导中央苏区红军接连粉碎过敌人三次“围剿”的毛泽东同志，受到王明“左”倾错误领导的排挤，于1932年10月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临时中央又于1933年初从上海迁至瑞金，直接干预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我方要取得胜利存在很大的困难。但是，当时指挥战争，担任红军总政委兼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同志和担任红军总司令兼一方面军总司令的朱德同志，坚持正确的作战方针，抵制了“左”倾错误领导。这又保证了我方仍然能够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当时我方对敌人进攻苏区的部署和计划一般是了解的。在1932年6月签发的文件中，就提到敌人进攻苏区的计划是对中央苏区暂取守势，先集中力量向鄂豫皖、湘鄂西两个苏区进攻，然后再移兵进攻中央苏区。在敌人发动进攻的第一阶段，中央苏区为了配合鄂豫皖、湘鄂西的反“围剿”斗争，在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1932年6月，中央红军一、五军团迅速由福建回师赣南与三军团会合，7月与广东军阀陈济棠部在池江、水口地区连打两仗，其目的就是为了巩固江西南线，以便移兵北上，策应鄂豫皖、湘鄂西的斗争。同年8月，中央红军北上发动乐安、宜黄战役，为的是进逼抚州，威胁南昌、九江，调动蒋介石的部队分兵南下，以减轻鄂豫皖、湘鄂西的压力。1932年10月，湘鄂西、鄂豫皖苏区相继失利后，中央苏区已面临敌人移兵“围剿”的威胁，周恩来、朱德同志为了领导中央红军作好反“围剿”的准备，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首先是最大限度集中兵力。为了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除了当时已经集中起来的红军一、三、五军团和二十二军外，又于1932年初将在福建的十二军和赣南的二十一军调在一起，集中使用；并将赣东北的红十军接过信河南岸，与三十一师合编为红十一军。这样，中央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前，集中的红军主力部队就有一、三、五等三个军团，十一、十二、二十一、二十二等四个独立军，再加上江西军区的地方部队，总兵力达5万余人。
其次是在1932年10月至11月和1933年1月先后组织发动了黎（川）建（宁）泰（宁）战役及金谿、浒湾战役。目的是为扩展中央苏区的地域，打乱敌人进攻部署，打通中央苏区与闽北苏区和赣东北的联系，形成“我军掎角之势”。通过这两次战役，我军不仅打通闽北，与赣东北取得联系，而且新开辟了黎、建、泰苏区。
第三是在1932年12月利用战斗的间歇时间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和训练，充实了连队的战斗兵员。
此外，还进行了大量的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在物质上也作了相应的准备。这就为争取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红军撤围南丰是取得第四次
反“围剿”胜利的重要战略步骤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是在1933年的二三月间进行的。中央红军从南丰撤围则是这次反“围剿”战争的起点。
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开始之前，当时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就累电一方面军总部，要红军主动出击，先发制人，攻占敌军重兵驻防的南丰、南城，进而威逼和夺取中心城市抚州、南昌，以打破敌人的“围剿”，并争取江西一省的首先胜利。在1933年1月24日致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电报中，更以告诫的口吻提出：“我们要你们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中央和中央局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