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建设方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地引导他们参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根据地的各级政府采用种种方法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改变根据地的文化教育落后状况，基本普及了小学教育，扫除文盲方面也有很大成绩。
根据江西、福建、粤赣3省在教育方面的统计：“在2932个乡中，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有补习夜校6462所，学生94517人。有识字组（此项只算到江西、粤赣两省，福建未计）32388组，组员155371个。有俱乐部1656个，工作人员49668人。”妇女也与男子同样有享受教育的权利。据兴国统计：“夜校学生15740人，男子4988人，占31％，女子10752人，占69％。”“识字组组织22519人，男子9000人，占40％，女子13519人，占60％。”
中央政府将对红军的教育列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红军每个纵队都设立有青年士兵学校。学校的政治部负责编写识字课本，每个连队设有识字组，连队的文书任教员，组织指战员互教互学。成立了中央政治军事学校（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3年10月将这个学校整编为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游击队干部学校等5校，以培养各级军事干部。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对干部的教育。为此，中央政府在瑞金创办了一所规模宏大的、以培养各类高级干部为任务的苏维埃大学，学生5000多名。后因学生人数大大增加，苏维埃大学分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1933年3月创办，中共中央党校前身）、中央红军大学、中央农业学校、中央教育干部学校（包括师范部），无线电学校和高尔基戏剧学校（包括中央工农剧社）。中央还在沙洲坝创办了女子大学，在瑞金大后宫创办了列宁师范，在瑞金九堡设立了军事性质的彭杨（为纪念彭湃、杨殷两位烈士而取名）学校，在县城设立中央政府政治学校，在瑞金武阳还设有特科学校。同时，在瑞金、兴国、于都、胜利、寻邬等县都办了工人学校。
随着战争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各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也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出版了许多报刊杂志，仅中央根据地即达34种，其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发行量从，3000份增加到4万份；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发行2.7万份；共青团中央机关报《青年实话》发行2.8万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编的《红星》报发行1.7万多份。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还有《苏区工人》、《实话》、《苏维埃》、《红旗》、《少年先锋》、《湘赣红旗》、《团的建设》、《政治旬报》、《湘鄂赣红旗》、《党的生活》、《前线》等等，不少于60种。此外，还出版了许多文化课本和政治、军事读物，如《工农读本》、《列宁小学课本》、《马克思主义浅说》、《阶级斗争讲义》、《土地问题讲授大纲》、《红军军事概要》等书籍课本。根据地的革命文艺生活也很活跃。工农剧社、蓝衫团（即中央剧团，因演出时演员都穿蓝衫而得名）、俱乐部等，经常开展文艺演出活动，受到群众的普遍喜爱。其他音乐、舞蹈、戏剧、游艺、演讲等活动也很普遍。从而使地瘠民贫，处于战争环境而又文盲众多的农村根据地出现了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
第四次反“围剿”的斗争
在对中央根据地的三次反革命“围剿”失败后，从1932年春开始，蒋介石又积极准备第四次“围剿”。5月21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发出通电，决定调集大军“进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蒋介石为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统率各路，赶期进剿”。6月初，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在汉口成立。蒋介石命令在苏、浙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迅速集中于皖、鄂的安庆、浦口、武汉等地，准备实施“剿共”。
从1932年7月到1933年3月，蒋介石采取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准备在得手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7月14日，蒋介石调动26个师零5个旅，约30万人，首先发动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这时，在鄂豫皖地区的红军主力红四方面军有2个军、6个师零4个独立师、1个独立团，共4.5万余人。
早在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以前，红四方面军即已连续取得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4次战役的重大胜利，红军和根据地都有发展和扩大。因此这时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被胜利冲昏头脑，竟认为“国民党动员任何多少部队，都不堪红军的一击。”他积极执行临时中央关于攻打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围剿”开始前，他盲目轻敌，不做反“围剿”的准备，而是命令红军冒险进行不停顿的进攻，以实现所谓进逼武汉的计划。导致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
8月初，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鄂豫皖根据地，黄安危急。张国焘仓促决定撤回正在围攻麻城的红军，命令疲惫的红军主力兼程赶向黄安，后又转向七里坪地区堵击敌军。红军广大指战员奋勇冲杀，虽给敌军以重大杀伤，但也使自己遭到很大伤亡和消耗。
8月21日，蒋介石调集南北两路大军共同会攻鄂豫皖根据地的政治中心新集。经过5天激战，红军虽毙伤敌军2000余人，但国民党军仍继续向前逼进。形成对红军三面包围之势。红军被迫退出新集，东转皖西。
然而，红军主力到达皖西金家寨、燕子河地区之后，又面临国民党军重兵压境的严重局面。9月13日、24日，张国焘连电中共中央告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在前方作战的苏区中央局领导立即回电，向红四方面军提出摆脱困境的建议：为了打破敌人深入根据地的分路合击，红军不应“固守一地，求战太急”，而应诱敌深入，争取在有利条件下“在运动中选择敌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部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第四次‘围剿’”。
但张国焘并未将这些正确建议付诸实施，却由原来的盲目轻敌变成了惊慌失措。他认为“红军只可打一仗，就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了”。——于是将红军撤至河口以北的黄柴畈，并于10月10日晚在黄柴畈召开鄂豫皖中央分局紧急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徐向前、王平章、徐宝珊、吴焕先等20余人。会上，张国焘根据与会多数人的意见，决定留下27、75两个师与各独立师团，由沈泽民负责，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红四方面军总部率10、11、12、73师及少共国际团，撤出根据地，到平汉路以西活动，伺机重返根据地。
黄柴畈会议后，10月11日晚，鄂豫皖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四方面军主力约2万余人，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至此即告失败。这次反“围剿”从8月上旬至10月中旬，历时两个多月，红军广大指战员虽顽强苦战，歼敌万余人。但由于敌强我弱，特别是张国焘战略指挥上的错误，致使红军在根据地内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不得不放弃鄂豫皖根据地而实行长途战略转移。
蒋介石在向鄂豫皖根据地“围剿”的同时，又以10万大军向湘鄂西根据地进攻。
1932年7月初，国民党军首先进攻襄河（襄阳以下的汉水）西岸，企图消灭红3军和湘鄂西根据地。中共湘鄂西分局书记兼红3军政委夏曦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先是轻敌冒进，命令红3军主力进到襄河以北的京山、应城、皂市之间的地区寻求作战。遭到失败后又转而实行消极防御，在根据地内构筑堡垒，准备固守。红3军由此遭到很大伤亡。
8月，国民党军又向洪湖根据地中心地区进攻。至9月初，根据地大部分地区被敌占领，后方机关和人民群众遭受重大损失，仅伤病员就有2000余人落入敌手。这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电示湘鄂西分局，提出集中兵力，先选择敌之弱点予以打击和消灭的作战方针。但夏曦却拒不接受这一正确战术，仍分兵转移，途中遭敌截击，受到很大损失。
9月中旬，汉水以北的革命力量被敌摧残殆尽，洪湖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也被敌鄂军主力所占。蒋军控制洪湖地区后，便大肆开展“清剿”。留在监利、沔阳的地方武装，被迫突围到江陵沙岗，与先后退到江陵地区的湘鄂边独立团会合。夏曦将这些部队合并为独立师。10月上旬，夏曦率独立师向苏区西北方向突围，后来在大洪山与红3军会合。同月，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决定，红3军主力退出湘鄂西根据地，经豫西南、陕南，沿川鄂边境南下，历时两个多月，于12月到达湘鄂边的鹤峰地区。随后，红3军转战于湘鄂川边地区。
在向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围剿”的同时，蒋介石已于1932年5月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湖南的国民党军牵制中央根据地红军的力量，并为大举进攻中央根据地做准备。
经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后，中央革命根据地获得了很大发展。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苏区拥有21个县城，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50万。工农红军进一步扩大，红1、3军团有了发展，1931年12月又创建了红5军团。
正在国民党加紧进行向中央根据地进攻的准备之际，中共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电，批评苏区中央局不认识采取进攻策略的重要，犯了“右倾与保守主义的错误”；批评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对原来中央根据地工作中的所谓“错误”批评得不够彻底，没有明确反对机会主义；还批评周恩来到中央根据地后工作“不得力”。指示电认为全国力量的对比，“已经与三次战争时不同”，苏区中央局和红军“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的武力，扩大苏区，夺取二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6月中旬，周恩来主持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贯彻临时中央的指示，规定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应采取更积极的进攻策略，迅速地向外发展。
6月下旬，红军第1、5军团和第3军团先后回到信丰西南和大余东北地区，并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7月初，经过南雄、水口战役，打击了入赣粤军的气焰，基本稳定了中央根据地的南翼。8月上旬，红一方面军陆续北进到达兴国及其附近地区。8月8日，毛泽东重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同日中革军委下达攻占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直接指挥下，于8月17日克乐安，20日再克宜黄，两战两胜，取得歼敌约3个旅、俘敌5000余人的重大胜利。
乐安、宜黄战役后，在如何应敌即红军行动方针问题上，苏区中央局在前线与在后方的负责人发生了意见分歧。为了解决分歧，苏区中央局于10月上旬在宁都举行全体会议。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多数人支持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负责人的主张，要求红军以进攻战略粉碎敌之大举进攻，进而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及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会议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毛泽东指挥红军在历次反“围剿”中实行的“诱敌深入”的方针，被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他在江口会议上提出的向赣东北方向发展的主张，被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他对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急于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战略方针所提出的批评，被指责为“否认过去胜利成绩”和“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会议还把红一方面军9月26日对反“围剿”工作部署的军事训令说成是“纯粹防御路线”，是“以准备为中心的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方针。会议将毛泽东排挤出了红军领导岗位。要毛泽东离开部队，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周恩来不同意这个方案。而提出另外两个方案：一是由他负主持战争全责，毛泽东仍留在前方协助；一是由毛泽东负全责指挥战争，他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会上，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解除毛泽东的红军领导职务。会议虽“通过了恩来同志第一意见”，但会后，中央局仍调毛泽东回后方，并撤销了他红军总政委的职务。10月12日，根据中央指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从而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