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居，有着两千多年的友好往来的文化交流的历史。
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起，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屡次侵略中国，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两国关系一直处于不正常的状态。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富于远见地主张，要把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严格区分开来。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贸易关系并未中断，而且有所发展，日本人民要求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呼声也日渐高涨。这就为两国关系在70年代取得突破打下重要基础。
70年代初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高峰期，1971年围绕中国外交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构成了推动中日关系全面正常化的强大政治冲击波。这些事件包括：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对中国的秘密访问；第26届联大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以及大批国家争先恐后与中国建交。使日本受到更强烈刺激的是，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初对中国的访问。这一访问标志着美国长期奉行的敌视中国政策的破产，宣告了美国尼克松政府跨出了改善美中关系的第一步，也是决定性的一步。自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中，日本政府总体上推行的是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而当美国抛开日本直接同中国发展关系、在改善同中国关系方面先于日本时，日本深感难堪。日本惊呼为“越顶外交”。当时，日本各界人士恢复日中邦交和发展日中两国关系的要求具有很大的声势。在这样的背景下，积极追随美国反华政策的日本佐藤内阁被迫宣布辞职。1972年7月，田中角荣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和内阁总理大臣。田中当选后迅即表示：“恢复日中邦交的时机已经成熟”，“要尽快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一，要把实现同中国的邦交正常化作为首要任务，并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邦交正常化的三原则。这三项原则是：（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2）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对田中内阁的这种积极态度，周恩来很快发表谈话，表示欢迎。
田中角荣为谋求解决两国关系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步骤。7月中旬，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身份来北京会见周恩来，通报田中决心建交的打算。周恩来表示“欢迎田中首相访华谈判建交”。7月底，田中首相又请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访华，进一步转达了田中和外相大平正芳同中国建交的设想。周恩来三次会见竹人义胜，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协商。8月11日，外相大平正芳向正在访日的中国上海舞剧团团长孙平化和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转达了田中首相要为谈判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访华的决定。8月12日，中国外长姬鹏飞授权宣布：中国总理周恩来“欢迎并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9月14日，小坂善太郎率领日本自民党访华团来京，同周恩来总理、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等举行了会谈。在邦交正常化各种条件准备妥当的基础上，中日两国政府于9月21日同时发表了关于田中访华的公告。
9月25日，田中首相率领的日本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访问期间，毛泽东会见了田中首相；中日两国总理和外长在友好的气氛中，以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为中心，就两国间的各项问题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认真和坦率的会谈，本着互相谅解和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中日双方在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上达成协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1972年9月29日，中日双方终于签署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联合声明》），宣布自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声明》郑重宣布：“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这里考虑到日方的要求，在措词上没有直接使用“结束战争状态”一词，而是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在措词上做了微小的调整，改成“结束不正常状态”，但实际上的含义并未改变这充分表明了中国外交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
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责任，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声明的第五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中国人，民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期间，曾经遭受巨大的损失。历数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种种暴行，每一个中国人都没齿不忘。中国人民有权利要求赔偿。但是，考虑到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很大祸害。中国政府历来把日本人民同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严格区分开来，战争赔偿最终是要由日本人民负担的。为了不使日本人民由于实现中日睦邻友好关系而增加经济负担，中国政府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大局出发，在其他重大问题解决后，主动提出放弃向日本要求赔偿的权利，其意义是深远的。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及此问题时说：“如果想到过去日中之间不幸的战争的结果，中国人民所受损害之巨大，我认为对此应予坦率而正当的评价。”
《联合声明》载明：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规定。在上述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双方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为了使今后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联合声明》规定了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准则，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发展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日双方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并决定“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应中国方面的要求，日本方面同意在《联合声明》中写进了著名的反霸条款，即“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实际表明，双方要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方面相互支持。
关于“日台条约”的处理，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即“日台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大平外相还指出，旦中建交后，日台的“外交关系”也不能维持，驻台湾的原日本大使馆处理善后事宜后将予关闭。
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发表和中日建交，结束了两国关系长期不正常的状态，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国和平友好关系开始了新的历史篇章。这对于反对霸权主义、缓和亚洲紧张局势，维护中国安全和世界和平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国对外关系的新进展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我国外事工作一度陷入混乱的困境。林彪、江青一伙竭力插手外事部门，肆意抹杀新中国外交工作的重大成就，煽动红卫兵制造了一系列的涉外事件，招致了不少外交纠纷，使外交工作陷入被动境地。对此，毛泽东、周恩来等十分重视，在他们的亲自领导下，经过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使林彪、江青一伙夺取中央外交大权的图谋无法得逞，逐步克服了外事工作一度出现的混乱状态。1969年以后，我国对外关系重新进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70年代，毛泽东和周恩来力排干扰，调整战略，打开中美关系僵局，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掀起了第三次建交高潮，使我国外交进入了大踏步前进的新时期。我国以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开创了立足第三世界，联合西欧、日本，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我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新格局。
这一时期我国外交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除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及中日建交外，还突出地表现在与西方发达国家建交热潮的掀起和加强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关系这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