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贯重观处于美苏之间的西方备工业发达国家，曾经把它们概括为第二中间地带来加以争取和利用。在中美关系紧张时期，这些国家作为美国的盟国，或多或少地看美国眼色行事。因此，直到1969年之前，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中，只有瑞士、瑞典、丹麦、芬兰、挪威以及法国等6国先后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英国和荷兰虽然较早地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因为其在台湾问题上态度暧昧，因而只同中国建立了半建交性质的代办级关系。
进入70年代，由于中美关系开始出现了解冻的迹象，使一些国家减少了顾忌，加上中国外交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进行了重大调整，进一步向西方各发达国家敞开了大门，由此形成了西方国家争先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热潮。
1970年10月，中国和加拿大政府经过长时间的谈判，终于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在公报中，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拿大政府注意到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样中加两国在平等互利五项原则基础上决定从1970年10月13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加拿大从而成为在70年代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韵第一个重要的西方发达国家。这一举动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紧接着意大利政月手于1970年11月同中国就两国建交问题达成了协议。1971年1月中国同马耳他建交。奥地利政府也于1971年5月同中国建交。1971年10月，中国政府又和比利时政府签署了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尼克松访华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同中国建交的势头更加迅猛。1972年3月13日，英国政府终于放弃了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暧昧态度，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且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的立场，同时撤销其在台湾的官方机构。中英两国政府由此达成了正式建交的协议，两国关系由半建交性质的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
同年5月18日，荷兰政府也作出了同样的抉择，表示尊重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的立场，中荷两国共同签署了建交公报，将两国关系由代办级正式提高为大使级外交关系。
同年6月5日，希腊也与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与此同时联邦德国各界要求同中国建交的呼声也随之高涨。1972年5月，联邦德晷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通过中国新华社常驻波恩记者王殊向中国政府传递信息，要求访华，很快获得中国方面的邀请。由于施罗德在国内外均有较高声望，他于1972年7月对北京的访问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且促使联邦德国政府下决心尽早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政府对此十分重视，在施罗德访华期间立即召回新华社驻波恩记者王殊，进一步了解联邦德国政府的动态。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施罗德。随后，毛泽东亲自批准了中国同联邦德国政府谈判建交的请示报告。
几天以后，中国外交部委派王殊为中方谈判代表，联邦德国外交部委派其政治司司长史塔登为谈判代表，在波恩举行中国和联邦德国建交谈判。从1972年8月19日开始，中国和联邦德国代表，经过40天的谈判，终于在9月29日达成协议，并草签了建交公报。
10月10日，联邦德国外交部长谢尔来到北京，双方于10月11日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在此之后，欧共体成员国卢森堡也于1972年11月16日，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在大洋洲，一贯主张承认中国的澳大利亚工党于1972年在大选中获胜，惠特拉姆出任新总理。中澳两国经过友好谈判，于同年12月21日发表联合公报，澳大利亚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的立场，中国和澳大利亚正式建交。
同一天，中国还同新西兰政府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从1972年12月22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1973年3月，中国同西欧重要国家西班牙也发表了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至此，中国同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中的绝大部分都已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随着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的改善，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官方来往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从1972年至1975年，先后来华访问的西方国家重要领导人有：法国外长舒曼、加拿大外长夏普、联邦德国外长谢尔、英国外交大臣霍姆、意大利外长梅迪奇、比利时外贸国务秘书康皮奈尔、卢森堡外交大臣托恩、挪威外交大臣霍尔维克、丹麦外交大臣安诺生、瑞典外交大臣威尔曼、法国总统蓬皮杜、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奥地利外长基希施莱格、瑞士政治部长格拉贝尔、澳大利亚副总理凯恩斯、丹麦首相哈特林、荷兰外交大臣范德斯图尔、比利时首相迁德曼斯、澳大利亚外长威尔西、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等。
其中法国总统蓬皮杜1973年的北京之行，是西欧大国中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国家元首，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在西方发达国家领导人纷纷访华的同时，中国也开始有计划地出访西方发达国家。1972年11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访问了英国和法国；1973年6月，中国外长姬鹏飞也访问了英国和法国；1975年5月，中国国务院主持工作的副总理邓小平访问了法国，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出访外国级别最高的国家领导人，引起各方的关注。
“文革”初期，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中国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产生了一些波折。但这只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在毛泽东的亲自干预下，中国方面很快调整了政策。1970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各国驻华使节时，曾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官员表达了中国愿意同他们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愿望。在这之后，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有了极大的发展。
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建交的数目大大增加。从1970年至1976年，先后同中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有40多个，它们是赤道几内亚（1970年10月）、埃塞俄比亚（1970年11月）、智利（1970年12月）、尼日利亚（1971年2月）、科威特（1971年3月）、喀麦隆（1971年3月）、基拉利昂（1971年7月）、伊朗（1971年8月）、黎巴嫩（1971年11月）、秘鲁（1971年11月）、卢旺达（1971年11月）、塞浦路斯（1971年12月）、墨西哥（1971年2月）、阿根廷（1972年2月）、毛里求斯（1972年4月）、圭亚那（1972年6月）、多哥（1972年9月）、马尔代夫（1972年10月）、马达加斯加（1972年11月）、牙买加（1972年11月）、乍得（1972年11月）、布基纳法索（1973年9月）、几内亚比绍（1974年3月）、加蓬（1974年4月）、马来西亚（1974年5月）、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74年6月）、委内瑞拉（1974年6月）、尼日尔（1974年7月）、巴西（1974年8月）、冈比亚（1974年12月）、博茨瓦纳（1975年1月）、菲律宾（1975年6月）、莫桑比克（1975年6月）、泰国（1975年7月）、圣多美和普林西比（1975年7月）、孟加拉（1975年10月）、斐济（1975年11月）、西萨摩亚（1975年11月）、科摩罗（1975年11月）、佛得角（1976年4月）、塞舌尔（1976年6月）、巴布亚新几内亚（1976年10月）等。
此外，在70年代，中国还同扎伊尔、布隆迪、中非共和国、贝宁、加纳、肯尼亚、突尼斯等7个非洲国家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在此之前，中国曾在60年代同扎伊尔、布隆迪、中非共和国、贝宁、加纳中断了外交关系，并把同肯尼亚的外交关系从大使级降至代办级，还一度关闭了驻突尼斯大使馆。
随着中国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或恢复了友好关系，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互访也逐渐增多。毛泽东在70年代多次会见来华访问的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阐明了中国对第三世界各国的反好政策，并且指出过去的一些极“左”做法并不代表中国的外交政策。
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时，针对东盟国家对中国还存在的某些疑虑，阐明了中国虽然在道义上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但绝不干涉这些国家内政的原则。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中国政府为进一步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与合作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并且力所能及地从各个方面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各国为捍卫自己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干涉与侵略所进行的不懈斗争。中国还注意维护和促进第三世界各国之间的团结、支持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为打破多年以来富国压榨穷国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发展民族经济，建立以平等互利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作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