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科技领域里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入，激发了广大工人学习科学、掌握知识的热情。1972年10月11日，北京市科技局在北京天文馆电影厅举办第一次“科技讲座”，介绍“可控硅应用技术国外发展状况”。因领导有顾虑，决定少发票、少印讲义，并嘱咐主讲人少讲。通知发出后，很多厂矿企业要求多发票，许多工人跑到科技局要票。科技局增印几百张票仍不够发。讲课那一天，天文馆电影厅里人员爆满但却秩序井然，工人们都聚精会神地听讲，课间休息时，许多工人围住主讲人，热情地提建议和要求，一些大厂矿还要求为他们开“包场”。由于听讲的人不断增加，第二次题为“可控硅的主电路及触发电路”的讲座，改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并决定同样内容的讲座讲两次。讲座那天，远郊区许多工厂的工人利用公休跑来听讲。散会后，很多厂矿还要求继续参加听“科技讲座”。科技局的干部为工人迫切要求学习科学技术的热情所鼓舞，准备从11月份开始增加农业科学技术讲座。
1972年间，周恩来还亲自指导了文化、卫生、体育等战线肃清极“左”思潮的斗争。他反复强调，要提倡为革命刻苦钻研业务技术，提高质量，勇于攻关。针对文艺界万马齐喑，人人噤若寒蝉、个个谨小慎微的压抑局面，他尖锐地指出：“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
在周恩来等人的支持和指导下，这些领域里的干部和群众行动起来，迎来了1972年的转机和复苏。继1971年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之后，1972年初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全会要求在审查清理图书的基础上，除出版一批“文化大革命”中创作的作品外，再出版一批中国古籍和介绍外国地理、历史的书籍。4月25日，北京市新华书店各门市部开始发行《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在一段时间里，王府井、前门、大栅栏等书店门市部出现了排长队购书的景象。5月间，在庆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时，许多省市举行了文艺创作节目汇报演出，文艺工作出现了劫后复苏的气象。从1972年上半年起，一些大城市里的医院开始试行在党支部领导下的科主任负责制。10月12日至18日，在南京举行了全国田径运动会，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运动会……批判极“左”思潮宛如春风化雨，给各行各业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尽管它的时间十分短暂。
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在1972年下半年达到了高潮。这不仅表现在批判极“左”思潮所涉及的领域、范围之广，在实践中的影响之大，而且也表现在批判的深刻与激烈程度上。
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在人民大会堂向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发表长篇讲话，讲话通篇贯穿“要批透极“左”思潮”这一鲜明主题。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周恩来的讲话深刻阐述了极“左”思潮的表现、实质和危害，反复强调了它仍然是当前破坏各项工作的首要危险，引导各条战线继续深入开展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
根据周恩来的一贯精神，《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1972年国庆社论《夺取新的胜利》，号召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10月14日，根据周恩来关于极“左”思潮要批透的思想，《人民日报》以一个版面发表了三篇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纪众言的《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一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一点体会》和李定的《一个阴谋家的丑史一读<巴枯宁>》。这些文章虽然难免带有某些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却以鲜明的立场、犀利的语言，尖锐辛辣地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烂一切”、“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谬论。特别是文章告诫人们要警惕现存的极“左”思潮的“重新表现”，实际上已把揭发、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江青集团。这组文章是自林彪事件以来在党报上首次发表的集中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其深层意义在于它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提出了质疑和否定。正因为如此，三篇文章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江青集团对批判思潮
反扑及周恩来整顿被迫中断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整顿各项工作的斗争，顺应党心民意，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并在不长的时间内使许多领域里的工作出现了明显的转机和起色。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的这些努力，在许多方面已经超出了对极“左”思潮批判的范围，实际上开始了对“左”的错误的清算，这是不妥协的反对极“左”思潮的必然结果。正因为如此，周恩来等人的努力遭到了江青等人的激烈反对。
“九一三”事件后，在理论和实践上与林彪集团都十分接近的江青集团，一度曾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如果说1972年上半年他们对周恩来等的工作还只是警觉和不满的话，那么，在下半年，随着深人发展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已经危及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他们便全力展开了对周恩来等的反扑。
周培源的文章发表后，江青等人立即感觉到这篇文章的分量和意义。在张、姚的指使下，《文汇报》连续发表文章，对周培源的文章进行围攻，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1972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的几篇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更是戳到了江青等人的痛处，他们决意下大力量刹住这个“1972年下半年出现的修正主义回潮”。姚文元看了龙岩等的文章后当即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想抬头”，江青认定“这个版（指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第2版）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10月至11月间，张春桥、姚文元等到上海活动，张在市委常委会上攻击说，当前有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一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潮，“不管四面八方刮来什么风，上海都要顶住”。这样，在批林整风运动中，以龙岩等人文章的发表为标志，在批极“左”与反对批极“左”的问题上，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与江青集团的矛盾、斗争，终于不可避免地尖锐化，公开化了。
11月28日，根据周恩来反对极“左”思潮的一贯思想，中联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工作会议写给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中提出：拟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联系外事工作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30日，周恩来对报告作出“拟同意”的指示。第二天，张春桥批示将报告送“总理再阅”，并批：“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12月2日，江青在批语中进一步提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江青等人以其特有的语言，从反面准确地说出了这场斗争的实质。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一些重要的积极变化。但是，在全局上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这种变化是相当有限的。随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入，特别是这种批判不可避免地要越来越多地触及“左”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本身时，它也就超出了毛泽东所能接受的限度和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