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下半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业方面的整顿进一步深入发展。同年10月，国务院有关经济管理部门在北京召开了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会议。会议针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谬论，提出要切实地抓好企业管理，严格实行经济核算制，建立健全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经营管理的基础工作。这次会议还提出了允许国营企业在完成7项计划指标后，从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奖励基金，用于职工的集体福利和给先进生产者以物质奖励。会后，经济主管部门又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经周恩来批准，提交1973年1月的全国计划会议讨论。《规定》对改进经济管理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加强国家统一计划，搞好综合平衡，反对地方各行其是；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不许乱上建设项目；职工总数、工资总额、主要产品物价等管理权集中在中央，各地区、各部门无权擅自决定；中央下放的大中型企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少数省辖市管理，不得再层层下放；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广泛推行计时工资加奖励，少数重体力劳动可实行计件工资，等等。这个文件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讨论时，28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都表示赞成，唯有上海市的代表在张春桥等人的操纵指使下，表示坚决反对，并由张春桥出面迫使会议将这个文件收回。
在此期间，周恩来等还顶着江青集团大批所谓“崇洋媚外”、“爬行主义”的压力，克服“左”的思想的干扰，为打破闭关锁国状态、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1972年、1973年间，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准从联邦德国、日本等国引进一米七轧机、几套大型化肥成套装置和多套综合采煤机组等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设备，对于提高我国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在工业进行整顿的同时，在农村也开始纠正一些“左”的经济政策。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国务院曾先后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和全国林业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根据周恩来多次讲话精神，再次明确肯定了农村《六十条》的基本精神，决定适当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允许农民个人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生产队拥有因地制宜的灵活性。此外，国家还通过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降低支农产品的出厂价、销售价以及实行粮食征购一定5年等政策，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这些政策对于遏制极“左”思潮的泛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护农业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1年12月26日，在批林整风刚刚开始之初，根据广大农民、农村干部的强烈要求，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指示》重申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要求各地不要照搬照抄大寨大队的劳动管理办法和分配办法，而要从实际出发，着重总结本地的经验，采用群众自己创造的、愿意接受的、简便易行的办法；强调要注意农业的全面发展，不能把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否定。《指示》发出后，各个省、区都召开专门会议，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研究、落实。
由于“左”的错误的长期影响，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同样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1972年5月、6月间，在湖北省委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期间，在“当前农村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主要倾向是什么”的问题上，与会人员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较多的县委书记认为，当前农村中虽有极“左”的流毒，但主要倾向是右，另一些县委书记则认为极“左”思潮的倾向是主要的。又如在1972年1月召开的山西省委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上，虽然着重讨论了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问题，但会议通过的《纪要》对农村许多经济政策采取了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对农村中的极“左”思潮一概回避。会上，当一地委副书记对本地区“左”的政策进行批判时，被昔阳县委书记说成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报告”。平定县委副书记等则表示：“我们是坚决跟着昔阳老大哥走”。
尽管存在着诸如此类的阻力，但在批判极“左”思潮逐渐成为批林整风主流这个大气候下，1972年间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努力还是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如在1972年10月召开的山西省委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与会者普遍感到，由于批林整风的深入，特别是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阻力比半年前明显减少。年初会议上顶牛的平定县委副书记等也表示回去要认真落实政策。会议肯定在自留地、猪饲料地等问题上要坚决按《六十条》办，当时在山西省比较普遍的大队核算除少数确实办得好的外，一般都要恢复为生产队核算。
1972年下半年间，江苏、安徽、山东、江西等许多省都就落实农村经济政策问题召开了各种会议。会议在诸如所有制、社队规模、劳动管理、自留地、分配问题、多种经营问题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程度不同地批判了极“左”思潮，纠正了一些“左”的错误。在农村批判极“左”思潮的直接成果，是《六十条》等党的农村政策得到了程度不同的落实，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明显提高，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落实经济政策的同时，干部政策的落实也在展开。在“全面夺权”的狂潮中，大批各级领导干部被打倒。虽然1968年下半年以后，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已开始进行，但由于林彪、江青集团的阻挠、破坏，以及极“左”思潮的干扰，这项工作一直困难重重，步履蹒跚。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抓住批判极“左”思潮呼声高涨的有利时机，大大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的过程。1971年10月，林彪事件后仅1个月，周恩来即指示公安部对监狱情况作一次全面调查，并严肃批评了看管人员中宁“左”勿右等错误认识。由于他的亲自干预，使许多被监禁的老干部受虐待的情况有所改善。与此同时，在毛泽东的过问下，周恩来还想方设法使一些老同志解除了囚禁，并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和妥善安置。他还有意识地利用各种场合让一些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公开露面，以扩大影响，推动全国各地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
1972年4月，鉴于一些老同志因医疗条件所限救治不力而去世，周恩来一方面要求卫生部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一面指示《人民日报》起草一篇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经他亲自修改后于4月24日发表。这篇社论反复引用毛泽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允许改正错误”，以及“对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等语录，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求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社论发表之后，立即在全国引起广泛的影响，大大推动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许多省专门就此召开会议，研究讨论落实社论精神。一些报刊发表文章，结合本地实际论述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
由于周恩来等人的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九一三”事件后，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重要领导岗位。这些干部的复职，进一步削弱了江青集团的社会基础，增强了党内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健康力量，为最终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政治、组织基础。
在着重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的同时，周恩来还不畏险阻，在教育、科技、文化等“重灾区”里，展开了批到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政策的卓越斗争，使得这些领域里一度出现了盎然的生机。
1972年7月2日，周恩来在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时，认真听取了杨对我国科学教育界的看法。他说，杨先生说我们的理论太贫乏了，而且我们也不跟人家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看到我们的毛病了。同月14日，根据杨振宁的建议，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时，要求他要认真清理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的极“左”思潮，提高基础理论水平，办好综合大学的理科，并强调“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7月20日，周培源致信周恩来，汇报他在北大传达了总理的讲话后，广大教师心情激动，深感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同时，信中也反映了在许多教师中存在的思想顾虑：许多人觉得“搞科研工作反复性很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这使得“老、中教师普遍的思想情况是不愿搞也怕搞基本理论研究”。这封信很典型地反映了当时教育、科学界存在的一些普遍问题。
7月23日，周恩来就周培源的来信向国务院科教组和中科院负责人提出，要以该信为依据，将此问题“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谈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9月5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宾时，再次强调了开展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9月11日，他又写信给张文裕和朱光亚，对二机部某所18位科学工作者来信中提到的发展高能物理研究的建议表示“很高兴”。他提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随后，周恩来即对北大、清华草拟的《关于在教学和科研中加强基础理论的初步意见》进行批示，要求将此《意见》修改、讨论、上报，并尽快加以落实。
10月6日，根据周恩来一系列指示精神，周培源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文章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在学校中，基础科学的教学工作一定要做好，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重视”。这封信击中了江青等人在教育、科技领域中鼓吹极“左”思潮的要害，使在“两个估计”重压下的广大知识分子受到很大的鼓舞和启示。与此同时，批判极“左”思潮在中、小学教育中也得到了积极的回应。10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河北省怀来县沙城中学的文章，提出中学教学应“以课堂教学和学习书本知识为主”。10月份发表的这两篇文章，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教育、科技领域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反响。文章涉及的直接内容是教育和科技，但其重要意义却在于在一些重大的、敏感的问题上，对极“左”思潮和“左”的错误提出了公开挑战。
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政策的努力，使在“两个估计”重压下的广大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重新燃烧起献身事业、报效祖国的热情。1972年下半年间，北大一些民主人士和老教授，在种种政治嫌疑被排除、落实了政策以后，精神振奋，积极从事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哲学家冯友兰除进行教学活动外，还表示要在几年内完成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经济学家陈岱孙不顾腿伤，拄着拐棍上课。他一反自己十多年来不写文章的“规矩”，自报《马克思对古典派经济学的批判、继承和改造》和《列宁后期著作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几个问题》两个研究项目。原东语系教研室主任金克木在解除“托派嫌疑”后，精神振奋，表示：“谁对梵文、巴利文不懂，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他还开始着手编校《汉语印地语字典》和《乌尔都语汉语字典》。哲学系一级教授朱光潜在落实政策后，首先寻找抄家抄去的他翻译的黑格尔美学手稿，开始继续翻译。他还就《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译文中的一些不妥之处，写信给中央编译局，提出自己的意见。
兰州铁道学院在“教育革命”中，由于“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等极“左”思潮的冲击，一度出现了“政治时间要多少给多少，业务时间剩多少算多少”的局面。教研组解散了，科学实验处于停顿状态，教师有的当了管理员，有的当了采购员。平时教师宁可闲着打扑克，也不敢钻业务，教师业务水平普遍下降。1972年后，在批判极“左”思潮、落实政策的过程中，该院党委充分信任和大胆使用教师，在教师中开展了制订红专规划的工作。红专规划不仅对教师提出政治方面的要求，而且在业务方面要求编写教材、改革教学方法、提高业务水平、开展科研活动、学习一两门外语，等等。学院整顿和扩充实验室，举办外语学习班，建立科学技术情报网，减少政治活动时间，定’期到对口工厂（工地）参加生产实践。经过整顿，该院出现了空前的钻研业务的空气，教师争相报课题，搞实验，外语学习班上座无虚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