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
【传略】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传见梁启超《谭嗣同传》（《戊戌变法》之四）。
【影响】出生于仕宦之家的谭嗣同，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少年从师于浏阳境内著名学者欧阳中鹄，对王夫之、黄宗羲的著作用力最深，因而其思想也受到他们的影响。对于他们抨击封建君主专制主张变革思想的接受，就是明证。谭嗣同不仅饱读经书，而且遍历南北各省，足迹踏至新疆、台湾诸地。游历中他对祖国大好河山流连忘返备加热爱，对列强蹂躏奴役下的民众灾难倍感痛心疾首。面对满目疮痍、日趋衰落的中华民族，他冥思苦索着挽救良策，终于从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说中找到了变法图强的道路，形成了变法维新思想。这一思想自中法战争萌芽，至中日甲午战争后迅速发展。光绪二十二年（1896），谭嗣同在北京结识了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后，变法思想日臻成熟，并逐步从理论步入了实践，积极投身于宣传鼓动变法活动之中。次年，其哲学名著《仁学》完成，这不仅是其变法思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晶，而且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页。该书继承和发展了王夫之、黄宗羲抨击君主专制制度的思想，对这一制度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批判，指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仁学》），该书中的变法思想较之康有为、梁启超更为激进。
他认为变法维新不能依靠朝廷和最高统治者，因为专制君主的利益与广大民众的利益是对立的：统治者要实行愚民政策，而变法则是开启民智；统治者是搜刮民脂民膏使民贫困，而变法则是使民致富；统治者为了稳固统治必然推行弱民政策，而变法则是使民众强大；统治者的目的是使民众步入死亡，而变法则使民众生存下去。所以变法对统治者是不利的，他们不可能变法。变法维新也不能依靠官吏，因为他们听命于朝廷，决不会同民众共存亡的。变法维新更不能依靠军队，因为军队只会屠杀人民对外敌屈服。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人民，所以他指出“西国维新之政，无不从民变而起”（《仁学》）。谭嗣同的言论，未免过于偏激，但他的这种自下而上才能实现变法维新的主张，比康有为自上而下前进了一大步。
光绪二十三年（1897），谭嗣同自北京南下，开始实现他的变法主张。他先后参与了南京测量学会的创设、上海不缠足会的建立，到达长沙之后，他又与陈三立、黄遵宪、梁启超、唐才常等人倡导变法维新，并且还开办了内河小轮、商办矿务，开办时务学堂，出版日报《湘报》、修粤汉铁路等，使湖南的变法维新走到全国的前列。光绪二十四年（1898）《明定国是诏》颁布之后，谭嗣同被征召入京，任命为清朝权力机关军机处的军机章京，会同康有为、梁启超、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等人共同参与推行变法新政。当慈禧为首的守旧派组织反扑，变法面临严重危机之时，谭嗣同自告奋勇，前往天津小站去游说袁世凯以兵支持光绪。狡猾的袁世凯表面应允，骗取了谭嗣同的信任。袁世凯在得悉变法派全部行动方案后向慈禧告密，慈禧迅速出击，变法流产。在慈禧囚禁光绪之际，谭嗣同已得到了消息，如果他同意出走的话，日本使馆可将他送至日本。谭嗣同想到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国家安危，他对劝他去日本的人说道：“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中国）有之，请自嗣同始。”（梁启超《谭嗣同传》）在狱中谭嗣同题诗一首：“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表达了他的心志。临刑之际，他发出了这样的慨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令人赞叹的诗句，使人悲慨的语言，确实展现出谭嗣同忧国忧民之情、忠君报国之志，他视死如归用鲜血和生命唤醒后人的壮举，激励着后人去实现富国强兵、振兴中华民族的宏伟目标。
【余论】谭嗣同就义时仅33岁，他用鲜血与生命去实现自己的抱负。时间虽短，但留给后人的东西却十分丰富。一部《仁学》中留下了其深邃而又进步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变法虽败，但其不屈不挠以生命唤醒国民的精神永存。（左书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