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闲话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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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 宫廷的血腥

在《三国演义》中,公元200年曹操因衣带诏杀董承、王子服,诛董妃;公元254年司马师仍因衣带诏杀夏侯玄、张缉,诛张皇后,故事情节一样,人物身份一样,场景地点也一样,只不过时间相差半个世纪罢了。

这似乎是曹操作恶的报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死了,他的后代替他承受。中国人特别崇尚报应,越是没有办法,越是不敢反抗的中国人,也越是相信这种报应,寄托于这种报应,图那一刹那间的痛快。所以特别相信冥冥之中,肯定有一主持公道的上苍,虽密室之语,也纤毫必闻,于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老百姓可以出一口鸟气。但由于现实并不是都能讨得一份公道的,就只好再加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两句,借以自慰。

公元254年,魏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紧跟着,公元258年,吴孙如法炮制,废孙亮,立孙休。大臣擅自决定皇帝的去留,在封建社会里,是属于大逆不道的行为,只有董卓才干得出来。所以,汉献帝衣带诏事发以后,甚至还发生过伏后事件,曹操也不敢轻易把献帝废掉。司马懿对于曹爽专权,曹芳暗弱,也未对这位邵陵厉公采取什么拥立新君的措施。但他的儿子司马师强大到足以不买旧秩序的账,而且嫌曹芳这位帝王有碍他的发展,于是,废帝另立。他开了这个头以后,东吴的孙随后仿效,然后,他的弟弟司马昭也来这一手。这种不约而同的连锁反应现象,在历史上是常见的。

同年,九月称帝的孙休,十二月就把扶他上台的孙杀了,并诛三族。公元260年5月,被司马师选中为帝的曹髦,杀司马昭不成,反而因此受害。虽然一则成功,一则失败,但实际也是一种连锁反应。当然,曹髦敢于发难,受孙休杀臣成功的启发,才敢贸然行事,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在社会现象中,类似相同的历史,常常不期然地重演,蔚然成风,不是什么怪异。这种惊人般的相像状况,联袂而来,绝非偶然,而是时代发展趋势的必然。在三国末期的这类皇室衰微凌夷,权臣予夺予取的事例,也是由于当时政权处于新旧交递之中,很自然的产物。

这种新的统治者对于旧的统治者的残酷屠杀,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里,是正式改朝换代前经常出现的插曲。由于这种东方式的权力更迭,总是按其专制政体的野蛮血腥程度来决定屠杀的规模,所以,不流血是不可能的。因此曹操对于汉献帝的镇压,和司马师对于曹芳的废黜,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而是一种权力争夺的必然规律。在专制国家中,只有这一种或你死,或我活的解决办法。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仓皇辞庙”的君王,命运或者下场,大抵是相同的,甚至到了已无断头台的近代。东方社会里仍然由于缺乏最起码的民主程序,因此,某个领袖人物的政治生涯,一旦突然非正常的终结,与生命的死亡,人身的消灭,实际上等于是一回事。

在中国超稳定的统治结构中,任何变化,都只能是表面的,换汤不换药的。一个新上来的主子,与下台主子的区别,就在于坐在金銮殿上的面孔的不同罢了,实质体制是不会作大的改动的。因此,所谓的改朝换代,只是权力层面上的人事更迭,而对于不变的制度,并无触动。所以,这就保证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论哪个阿猫阿狗当上了皇帝,只要坐在了龙椅上,很快就被人推翻者不多。中国人能够接受或者忍受任何庸君、昏君、暴君的缘故,就是因为这不变的制度像桎梏一样,所养成的毫无反抗精神,失去思想能力的奴性。

鞭子是第一位的,至于拿鞭子的手,换来换去,对于挨打的屁股来讲,是无关紧要的。

换汤而不换药,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实质。也因为只有形式的变,而无内容的变,中国的封建社会,才延续了几千年。甚至辛亥革命以后,皇帝没了,和小农经济相联系的封建思想的残余,却并非随着皇帝的消失而消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