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这部小说，除了帝王将相之外，确实也无其他了。看不到一个有具体面目的老百姓，也看不到一个有具体面目的士兵。甚至人类的另一半，在有名有姓的女性人物中，除了貂蝉是着力描写者以外，其余像蔡夫人、孙夫人，乃至大乔小乔，笔墨都是微乎其微的。全书以很大的篇幅写战争，那是“将”的事；同样，以很大的篇幅写权谋，那是“相”的事。
在所有的这些谋士中，最出类拔萃的，最典范的，最不朽的相，莫过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了。
诸葛亮隐居在南阳卧龙岗，自比管仲、乐毅，有经天纬地之才，所有认识他，知道他，了解他的人，无不承认不及他的万一，把他看成是周之吕望，汉之张良。这样一个众望所归的智士，为什么过着表面上看来是出世的生活？
当时，天下纷争，群雄竞起，正是汉王朝所谓气数已尽以后统一局面的结束，分化瓦解的开始，因此，合后之分，是一种必然，治后之乱，也是一种必然。《三国演义》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明眼人看得出，在新一轮“分”的角逐中，若不经过长期而反复的，严峻而痛苦的较量，争斗、火并、厮杀，一个能够领袖群伦、重新构筑“合”的人物，是产生不出来的。诸葛亮站在旋涡外，有他自己的思考，即使有济世良才，能力挽狂澜吗？在他回答徐庶说的话中：“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表明了他对无望中挣扎的拒绝心理，正是这份清醒，才能有“我本是，卧龙岗，闲散的人”的潇洒。
汉末的党锢之祸，其实就是一次大规模的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大批有才有智之士，报国为民之流，杀的杀，关的关，余下的，不是放逐，就是远遁，即或侥幸能在长安居住者，也是永不叙用。
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有着如同母体脐带相连似的，息息相关的命运。所以，忧国忧民，是知识分子心灵中，一份永远推拭不掉的沉重负担。于是，干预也好，隐遁也好，便有每个人自己的表示关注的方式，入世，是一种关注，出世，也未必不是一种关注。诸葛亮身在茅庐，心系寰内。虽耕读自娱，但诗中“改尽江山旧”的情怀抒发，说明世间的一切，仍时刻萦系在他脑海之中的。
诸葛亮不想入世，诸葛亮的朋友也不赞成他入世。他知道，他朋友也知道，他入世未必于世有补，不得其时，徒费心力的悲剧在等待着他。可他终于难逃这种忧国忧民的心狱，还是走出了南阳诸葛庐。
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