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在历史上，是个伟人。他的几乎毫无瑕疵的人格力量，他的隆中决策理论，奠定了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的功绩，他在刘备死后辅佐阿斗的忠心耿耿，一直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榜样。
但是，从他的治国实践的不完全成功的结果来看，即使是伟人，恐怕也是要打个折扣的。
我们通常喜欢用“伟大”这个词，或再加上“英明”、“正确”，来对一位领袖表示崇敬。其实，所谓的“伟大、英明、正确”，准确地说，是指其某项决策而言。
诸葛亮论说，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取荆州和益州后，得人和来治蜀，以此而立国的思想，不能不说是“伟大”的。那时，北方已在曹操掌握之中，江东是孙氏三世经营的基业，刘备唯跨有荆、益，踞守险阻，徐图进取。诸葛亮从政治地理角度，选择这块地盘，养精蓄锐，以图来日。在主敌必然是曹操的形势下，若荆州受击，益州可北上，若益州被袭，荆州可牵制，不能不说是英明的。而且破除刘备的宗亲思想，不失时机地夺得刘表和刘璋的土地，形成三分天下的政治版图，也不能不说是正确的。
这些新思维，对于刘备和关、张及其部属，是闻所未闻的，在此以前，他们像浮萍一样飘泊不定，直到诸葛亮出山，他们才知道不一定非要过寄人篱下，仰给于谁的日子，自己可以当主子，自己可以成立国家，于是豁然开朗，有奔头，有干劲了。
回顾刘备二十年来，狼突豕奔，东投西靠，无家可归，难以存身。虽以剿黄巾起家，但他的行止，从小沛到新野，辗转千里，其盲动程度，实质与流寇手段也无大差别，光有雄心壮志，并无通盘的立国立本的战略决策。倘无诸葛亮的辅弼，他的下场和袁绍、袁术、吕布、公孙瓒之流，差不多的。如果说刘备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三请诸葛亮的虔诚，对孔明的绝对信任，那言听计从的态度，是可圈可点的。就隆中决策，奠定西蜀来讲，诸葛亮称得上是高瞻远瞩。可并不等于他是一个无可指摘的完人，和永远的伟大英明正确。
就从他刚从南阳走出来，到新野为刘备主持军政要务，正赶上曹操挥师痛击刘备之际，也未见这位大谋略家的出色表现。先是看着那位皇叔，败在一误再误，未能及时拿下荆州，以致错过时机。再败在小胜以后，掉以轻心，没有及早做撤退准备。更败在他携民渡江的大逃亡上，虽然得到了千古赞扬的仁义道德的美名，习凿齿甚至褒他为：“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于同败。”但实际上，刘备既救不了百姓，也救不了他自己。世界上还没见过一位将军，以数千兵力，掩护十数万民众，每天以五公里的速度缓慢撤退的。到底打算逃跑呢？还是等曹操追上来被消灭掉呢？
人们有理由问：诸葛亮作为谋士，该承担什么责任呢？
其实，诸葛亮从走出卧龙岗，到病逝五丈原，他的理论和实践，存在不少脱节之处。由于刘、关、张致命的弱点，和他的悲剧性格，也曾发生过一连串的失误，以至于最后也并未实现他隆中决策的理想。所以，《三国演义》虽不遗余力地想把诸葛亮的这些伟大英明正确予以神化，但实际上却不是这么回事。他就是他，不是神。而《三国演义》在诸葛亮这个人物的塑造上，不那么成功之处，也许就在这里。
尽管有许多失误，但作为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人形象，会当之无愧地，在史册中长存下去，直至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