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闲话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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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曹操唯才是举

世界上还没有一本书,能比得上《三国演义》,讲了这么多的权谋。而其中许多权谋,直至今天,还有其实用价值。当然,也没有一本书,像《三国演义》,讲了这么多的谋士。这种三国时的谋士,和现在理解的参谋、秘书、文职人员这些部属,还有所不同,也不完全是军师、顾问、参事、高参这些直接参与帷幕指挥的人员,更接近于“智囊”,是进行战略决策时,为领导人提供方案的高级辅佐人才。

领导靠谋士出主意,谋士为领导想对策。

我们读《曹操集》,其中有《遗荀攸书》一文,信中说:“方今天下大乱,智士劳心之时也。”这句话,表明了他十分地看重智士,看重智士的计谋,对于治理天下的作用。在三国时期,拥有谋士最多,使用谋士最力者,就是这个曹操,所以,得益谋士最大者,也是这位魏武帝。

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不能忍受压迫,揭竿而起,铤而走险者,简直太少太少了。中国没有一个像普希金那样决斗而死的作家,也没有像海明威、法捷耶夫、茨威格那样壮烈自杀的作家,文化革命迫害了中国的绝大部分作家,但也只有老舍先生、傅雷先生,才采取断然结束生命的做法。这也是中西文化差异的所在,中国文化人对于生命的价值观念,远远要比自由、爱情、理想、真理、尊严、人格……看得重些。所以,“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讽刺,就是因为不愿很轻易地拿生命为赌注而来的。因此,有史以来,开国之君,来自文化偏低的阶层者为多,不是一介武夫,便是起义农民。

刘邦是流氓无产者,当了皇帝之后,还把儒生的帽子拿来作尿壶用的,这决不是他的潇洒,而是他的愚昧。所以,对于知识,对于知识分子的作用,能有曹操这样一个认识水平的,并不多。所谓“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谁拥有人才优势,而且给人才创造一个“各尽其能,各展所长”的良好环境,谁就会在竞争中占上风。

三国时期,曹操讲求“唯才是举”,哪怕“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的网罗,即使在现在社会里,有如此识见和气度的领导,也不多见。当时,在许都,可以设想,是一个多么人才济济的兴旺局面。就以文学来说,现在我们所讲的建安时期文学的繁荣景象,大部分作家都在曹氏父子周围。至于那些政治上、军事上的谋士,则更是曹营中的骨干力量。

官渡之战,是决定曹操能不能立足于天下的最大考验,不消灭这个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劲敌,曹操一天不得安生,连觉都睡不踏实的。而且,袁绍手下的谋士,像许攸、沮授、审配、郭图,也都是一流的“智囊”。因此,曹、袁之战,也是一场谋士之战,结果,由于袁绍“多疑而寡决”,手下谋士又分帮结派,纷争倾轧,可以打赢的仗,也打输了。而曹操之胜,应该说,很大程度获益于他的这些谋士的高明对策。

官渡之战,久攻不下的时候,曹操也动摇过的,因为几无隔宿之粮,干脆不如撤兵算了。他同荀彧商量,这位谋士给曹操写了封信,信内建议:“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以弱战强,正如狡兔和鸷鹰搏斗,只有一口气不停地拖着叼住它的鹰向前奔走,愈到最后时刻,愈不能泄劲,坚持到底,才是胜利。哪怕稍一迟疑,全盘皆输,必然会成为鸷鹰的一顿美餐了。官渡大捷以后,他给皇帝上表,给荀彧请功。

曹操在这份《请增封荀彧表》中,说得相当实事求是。“昔袁绍作逆,连兵官渡。时众寡粮单,图欲还许,尚书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远恢进讨之略,起发臣心,革易愚虑,坚营固守,徼其军实;遂摧扑大寇,济危以安。”他还设想,“向使臣退军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敌人怀利以自百,臣众怯沮以丧气,有必败之形,无一捷之势。”所以,曹操承认荀彧的谋略,“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即使在今天,能找到这样敢于襟怀坦白,承认自己“不及”部下的人,怕也不多的。要是那些坐在主席台上,一握住麦克风,必哇啦哇啦发一通不切实际的指示,讲一些不咸不淡的话的先生们,有曹操这点自知之明,倒是台下听众的福气了。

另一位年轻的谋士郭嘉,也是为曹操立了大功的,在击败袁绍,击败袁谭,袁尚、袁熙西遁乌桓蹋顿以后,力主乘胜追击,为统一北方,作出了杰出贡献。所谓“智士劳心”,就是不仅能够准确地把握住动乱不定,变化不已的局面,作出攻守得当,进退适宜的决策,而且应该能够高瞻远瞩,在看到今天的同时,看到明天和后天,来作出与现在相衔接,而又与未来相吻配的正确决断。

当时,曹操部下对郭嘉的谋略,不以为然,是有争论的。认为在取得如此辉煌的讨袁胜利之后,挥师南下,图刘表荆襄之地,不失为佳计良策。因为袁绍败后,唯刘表是一支可以抗衡的力量。若远征乌桓,许都空虚,倒有可能受到刘表、刘备袭击之虞。这种忧虑,也是不无道理的。

然而郭嘉却敢于悖众出言,建议大军西征乌桓,置刘表于不顾,这种出人意料的谋略,也难怪只有曹操才能赏识。他说:“唯奉孝为能知孤意!”因为不扫除边庭,消灭隐患的话,就不能巩固北方,确保中原,当然更不用说实现越江而下,囊括江东、荆襄、巴蜀的宏图了。然而,对于刘表会不会派刘备乘虚而入的可能,郭嘉和大家看法不一,他说:“刘表,坐谈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刘备,重任之,则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他是掌握了刘表的弱点,和刘备刘表之间的矛盾,作出这样的判断,这就叫胆略了。

郭嘉敢提出来,曹操敢于拍板,所以,主择臣,臣亦择主,智士能用,在于用智士者。郭嘉病逝西征途中,曹操的悲痛感情,发出天下相知者少的感慨,是真实的。

三国时期,像这样有远谋高见的智士,并非只是曹操帐下的荀彧郭嘉两位,甚至在袁绍军中,也曾经囊括了大部分河北名士,但他恰恰败在了不会用谋士上,所有的好主意,都被他优柔寡断,疑而不决的性格毁掉了。

所以,更关键的是要尊重人才,使人才的智慧成果得到应有报偿的曹操式的决策者。韩愈悲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识人才能得人,得人而不识人,有人也等于无人。毛泽东同志讲,“路线确定以后,干部便是决定因素”,也就是这个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