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国家把职务当做衡量人的标准；如果它在自己的这个公民身上仅仅尊重记忆力，在另一个公民身上仅仅尊重表格式的知解力，在第三个公民身上仅仅尊重机械的技能；如果它在这里只要求知识而对性格漠不关心，而在那里又相反，由于一种制度的精神和合法的行为而原谅了知性的最大暗昧；如果它同时把这些个别的技能有意识地推到了恰如它给主体规定的那样大的伸展程度———那么，为了全力培养那些带来荣誉和报酬的个别技能，而忽略了心灵的其他禀赋，这怎么会使我们感到惊奇呢？ 当然我们也知道，精力充沛的天才并不把他职业的界限当做他活动的界限；但是，具有中等才能的人，在他应承担的职业之中就已经耗尽了他全部贫乏的精力；只要他在不妨碍自己职业的情况下还有余力保持业余爱好，那他肯定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此外，如果能力超过了任务，或者具有天才的人的更高的精神需要给他的职务提供了一个竞争对手，那么，这是由于国家很少作出合适的荐举。国家如此嫉妒地想要独占它的仆役，以致它就轻率地作出决定（谁又能说它做得不对呢？），宁肯同感性的美神共有它的普通臣民，也不愿同精神的美神共有它的普通臣民[3]。
因此，为了使整体的抽象能够延缓它的贫乏存在，个别的具体的生命就终究逐渐被消灭了；国家对于它的公民来说永远是异己的，因为感觉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它。统治者由于不得不通过划分等级来减少它的公民的多样性，由于不得不通过代表机构间接地同人类打交道，因而他把人类混同于纯属知性的恶劣制品，最后他就使人类从眼前完完全全消失了；被统治者也只能冷淡无情地接受法律，因为这些法律同他们本身并没有多少关系。最后，由于厌倦了维护那种很少让人从国家感到轻松的联系，良好的社会（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命运早就像这样延续着了）就瓦解成一种道德的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公众的权力顶多只不过是一个党派，需要它的人憎恨它并回避它，只有可以不需要它的人才尊重它。
在这种由内外两方面向人类压来的力量之下，人类能够采取不同于他实际上所采取的方向吗？ 当思辨精神在观念世界中追求不可丧失的占有物时，它在感觉世界中就必定成为一个异己者，并且为了形式而丧失了质料。务实的精神被禁闭在各种客体的单调的圈子里，而且在这种圈子里又被各种公式所束缚，因而务实精神就必定会看到自由的整体从眼前消逝，同时也随着它的范围变窄而变得贫乏。因此，正如思辨精神会力图按照可能想到的东西来仿造现实存在的东西，并把它的想象力的主观条件提高成为事物存在的根本法则，务实精神却会落入相反的极端，完全按照一个特殊的片断经验来估价一切经验，并希望使它的职业的规则毫无差别地适合于任何职业。这样，一个必定会成为空洞的敏感性的战利品，另一个必定会成为迂腐的局限性的战利品，因为前者对于个别来说站得太高，而后者对于整体来说站得太低。然而，这种精神倾向的害处不会仅仅限于知识和创造，还会常常蔓延到感觉和行动。我们知道，心灵的敏感性的程度取决于想象力的活跃，而它的范围取决于想象力的丰富。但是，分析能力的优势必然会剥夺想象的力量和火焰，对象的被限制的范围必然会减少想象的丰富性。因此，抽象的思想家常常有一颗冷漠的心，因为他在分析印象，而印象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能感动人；实干家往往有一颗狭隘的心，因为他的想象力被禁闭在他职业的单调圈子里，因而不可能扩展到不习惯的想象方式上去。
按照我的思路，我要揭露时代性格的有害倾向及其根源，而不是要指出自然（本性）用来补偿这种有害倾向的长处。我愿意向您担保，尽管个体在他的本质这样解体的情况下不可能幸福，然而族类采取任何其他方式都不可能获得进步。希腊人的人性的表现无疑是一个最高限度，它既不可能总是保持在这个程度上，又不可能上升得更高。之所以不能保持下去，是因为知性由于它已有的储存不可避免地必定会与感觉和直观相分离，并去追求知识的明确性；之所以不能上升得更高，是因为只有一定程度的明确性才能与一定程度的丰富和热烈共存。希腊人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他们要向更高的教养前进，那么，他们就必须像我们一样放弃他们本质的完整性，而在各条分开的道路上去追求真理。
要发展人身上的各种天赋才能，除了使这些才能相互对立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各种能力的这种对抗是文化的伟大工具，但无论如何只是工具；因为只要这种对抗还在继续，人就还是正处在通向文化的途中。只是由于人身上的各种单独的能力都相互隔离，并都妄想独自立法，这些单独的能力才陷入了与事物的真理的矛盾冲突之中，并且才会逼迫那通常由于懒散的满足而停止在外在现象上的共通感受（Gemeinsinn）也渗入客体的深处。当纯粹知性在篡夺感性世界的权威而经验知性则致力于使纯粹知性服从于经验的条件的时候，这两种才能就使自己都提高到可能达到的最成熟的程度，并占据了各自领域的全部范围。当想象力在这里敢于凭借它的专横任意来瓦解世界秩序时，它在那里就逼迫理性上升到认识的最高源泉，并逼迫理性呼吁必然性的法则去帮助它对抗这种想象力。
能力训练中的片面性虽然不可避免地把个体引向谬误，但是会把族类引向真理。只有我们把我们精神的全部能量集中在一个焦点上，把我们整个本质聚集成一种唯一的力量，我们才可以说给这种单独的力量插上了翅膀，并使它人为地远远越过那好像是自然给它设置的界限之外去。毫无疑问，所有的人类个体聚集在一起，用自然赋予他的目力，绝对不可能探察到天文学家的望远镜所发现的木星的卫星；同样毫无疑问，如果理性不在各个个别有此能力的主体之中使各个相分离，如果理性简直没有脱离一切物质，并通过尽最大努力的抽象来武装主体的目力去观察绝对，那么，人类的思维力就绝不会提出一种对无限事物的分析或纯粹理性的批判。但是，这样一种简直分解成纯粹知性和纯粹直观的精神，有能力把逻辑的严格束缚调换成文学创作力的自由运动，有能力以忠实而纯洁的感官去把握事物的个性吗？ 在这里，自然甚至给广博的天才也设置了他不可逾越的界限，而且，只要哲学还必须把准备反对谬误当做它最高尚的事业，真理就总是会造就殉难者的。
因此，不论世界的整体通过这种对人类能力的分开培养会得到多么大的好处，但仍然不能否认，受到这种培养的个体却在这种世界目的的灾祸之下蒙受痛苦。通过体操训练虽然培育了体操运动员的身体，但是只有通过四肢自由而一致的游戏才能够培育美。同样，个别的精神力量的紧张努力虽然可以造就出特殊的人才，然而只有各种精神力量的协调一致才能够造就幸福而完美的人。如果人性的培养必须做出这样的牺牲，那么，我们与过去和将来的时代处在怎样的关系之中呢？ 我们曾经是人性的奴仆，我们几千年以来为人性而从事奴隶的劳动，而我们的被肢解的本性印下了这种奴役的可耻痕迹———为的是后代能够在幸福的悠闲中等待得到他们道德的健全，并能够使他们的人性自由地生长和发展！
但是，人怎么能注定为了任何一个目的而忽视自己本身呢？ 难道自然为了自己的目的就应该剥夺理性为其目的而给我们规定的完善吗？ 因此，培养个别的能力就必须牺牲这些能力的完整性，这肯定是错误的；或者，即使自然的法则仍然那样一意孤行，那么，通过一种更高的艺术来恢复被艺术破坏了的我们自然本性中的这种完整性，这件事情应该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
第七封信
也许应该期望国家起到这种作用？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处于现在这种状况之中的国家，本身就引起这种弊端，而理性在观念中设想的国家，也不可能创立这种更好的人性，倒是它本身应该首先建立在这种更好的人性基础之上。这样我到目前为止的研究终究又回到我一度离开了的那个点上。当今的时代，远没有向我们显示出那样一种人性的形式，它已经被看做是从道德上改善国家的必要条件；相反，当今的时代给我们显示出这种人性形式的直接对立面。因此，如果我所提出的原则是正确的，如果经验证实着我对当代图景的描绘，那么，在人的内心世界的分离重新被扬弃，他的自然本性得到完全充分的发展，以致自然本性本身成了艺术家，并保证理性的政治创造具有其现实性之前，人们都必须宣布，任何这样一种国家改革的尝试都为时过早，任何建立在这上面的希望都是幻想。
自然在它的物质创造中给我们标明了人们在道德创造中所必须走的道路。在低级有机体中自然力的斗争缓和之前，自然不会上升为自然人的高尚生成物。同样，伦理的人身上的自然力的斗争，盲目本能的冲突，必须暂时平息下来，他身上的粗野对立必须终止，然后人们才会敢于特别照顾多样性。另一方面，他性格的独立自主性必须得到保证，对异己的专制形式的屈从必须让位于正当的自由，然后人们才会使他身上的多样性服从于理想的统一。在自然人还那样不受法则约束而滥用他的任性的地方，人们就几乎不能给他指出他的自由；在文明人还那样少运用他的自由的地方，人们就不可以从他那里剥夺他的任性。如果自由原则的礼物与仍在骚动的力量结合起来，并加强了已经占优势的自然，那么自由原则的礼物就会成为对整体的背叛；如果互相一致的法则与一种已经占统治地位的弱点和自然的局限相联系，并扑灭了独立自主性和独特性闪烁出的最后一点火光，那么互相一致的法则就会成为对个体的专制暴政。
因此，时代的性格必须首先从它的深沉的屈辱中振作起来，一方面要摆脱自然的盲目暴力，另一方面要回归到自然的纯朴、真实和丰富，这是一项要用一个多世纪时间的任务。我愿意承认，在此期间，某些尝试在个别情况下可能获得成功；但是，在整体上绝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善，而且行为的矛盾将永远证明，准则的统一是不存在的。在世界其他大洲上，人们将会尊重黑人的人性，而在欧洲，人们却在侮辱思想家的人性[4]。旧的原则将会依然存在，但会穿上时代的服装，而哲学会出借它的名望，去进行向来由教会批准的压制。自由在它最初的尝试中总是预告自己是敌对者，因此，一方面，由于对自由的惊恐，人们就会扑向方便习惯的奴役之怀抱；另一方面，由于受到迂腐的监护而陷入绝望，人们就会逃向自然状态的野蛮的无拘无束之中。篡夺的依据是人性的怯弱，暴乱的依据是人性的尊严，直到最后，盲目的强力这个人类一切事情的最大统治者就介入其间，并像裁决一场普通拳击一样裁决这所谓的原则之间的斗争。
第八封信
难道哲学就因此而应该沮丧而绝望地从这个领域撤退吗？ 当形式的统治向四面八方扩展时，这个一切财物中最重要的财物，难道应该丢弃给无形体的偶然吗？ 难道盲目力量的冲突必定在政治世界中永远继续下去，而社会交际的法则永远也战胜不了敌对的自私自利吗？
绝对不是！ 理性本身虽然并不试图同这种与它的武器相对立的粗暴的力量直接进行斗争，也很少像《伊利亚特》中农神萨图恩的儿子[5]那样，自行下降到昏暗的战场上；但是，理性却从战士中间选拔出最合适的人来，像宙斯对他的孙子阿喀琉斯那样，给他披挂上神的武器，并通过他战无不胜的力量促进伟大的决定。
当理性找到并提出法则时，它就做了它能做的事，勇敢的意志和活跃的感情就应该执行法则。如果真理要在与各种力量的斗争中获得胜利，那么它本身必须先变成力量，并在现象世界中提出一种冲动充当它的代理人；因为冲动是感觉世界中唯一的动力。如果真理直到现在还那样少地证明它那不可战胜的力量，那么，这不是因为知性不懂得把它揭示出来，而是因为心灵对它关闭了，冲动不为它行动。
在哲学和经验已经燃起全部火光的情况下，偏见这种仍然如此普遍的统治和人们头脑的这种遮蔽状态，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时代已受到启蒙，就是说，知识已经找到并已公开透露出来，这些知识至少足以校正我们的实践原则；自由研究的精神驱散了长期以来阻碍着通向真理通道的那些虚妄概念，并挖掉了狂热和欺骗建造它们王座的基础；理性已经清除了感官的错觉和欺骗的诡辩；而哲学本身最初曾使我们背弃自然，现在正大声急迫地召唤我们回到自然的怀抱———那又为什么我们仍然总是一些蛮人呢 ？
这样一来，原因既不在事物之中，那么，在人的心灵里肯定存在着某种东西，这种东西阻碍接受真理，不管真理如何明亮地照耀着，这种东西阻碍承认真理，不管真理多么生动地令人信服。一位古代的智者已经感受到这一点，这个道理就隐含在意味深长的表述之中：sapereaude（要勇于当智者）[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