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片面的道德评价中，这种区别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只要理性的法则无条件地适用，理性就满足了；但是在完整的人类学的评价中，这种区别会引起更多的注视，因为在那里内容也与形式一道起作用，而且活生生的感觉也有一份发言权。理性显然要求统一，可是自然却要求多样性，而人就被这两个立法机构同时要求着。理性的法则通过不受诱惑的意识而铭记在人心中，自然的法则通过不可泯灭的情感而铭记在人心中。因此，如果道德的性格只有牺牲自然的性格才能保住自身，那就永远证明教育还是不完美的；如果一部国家宪法只有取消了多样性才能促成统一状态，那么这样的宪法就还是非常不完善的。国家不仅应该尊重个体中客观和类属的性格，而且还应该尊重他们身上主观和特殊的性格；并且当国家在扩大不可见的道德领域的时候，国家也不应该使现象领域灭绝人迹。
如果机械的艺术家拿起未成形的材料，要使它具有符合他的目的的形式，那么他就会毫不迟疑地对它施加强制手段；因为他所加工的自然本身就不值得尊重，而且他不是为了部分才会对整体感兴趣，而是为了整体才会对部分感兴趣。如果美的艺术家拿起同样的材料，那么他同样也会毫不迟疑地对它施加强制手段，只是他避免显露出这种强制手段。他完全不比机械的艺术家更尊重他所加工的材料，不过，他会力图用对材料的表面宽容，去迷惑保护这种材料自由的眼睛。教育艺术家和政治艺术家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把人同时变成了他们的材料和他们的任务。在这里，目的回到了材料上来，而且，部分之所以要服从整体，仅仅因为整体为部分服务。国家艺术家必须怀着完全不同于美的艺术家对其材料所采取的尊重来接近他的材料，并且他必须爱护他的材料的特性和人格，不仅是主观地和为了在感官中获得迷惑效果，而且是客观地和为了内在本质而爱护材料的特性和人格。
但是，正因为国家应该是通过自身并为了自身而形成的一个组织，所以，只有当部分向上协调成整体的观念时，它才能够成为现实的。因为国家在其公民的心胸中充当着纯粹而客观的人性的代表，所以，国家对其公民可以保持与公民对其自身的关系相同的关系，而且，国家对公民的主观人性，也只有在它高尚化为客观的人性的程度上，才能够产生尊重。如果内在的人与他自身是统一的，那么，即使他的行为达到了最高度的普遍化，他也会挽救住他的特性，而且国家也只会成为他的美的本能的解释者，成为他内在立法的更简单明了的表达形式。相反，如果在一个民族的性格中主观的人与客观的人仍然那样矛盾对立，以致只有压制主观的人才能够使客观的人取得胜利，那么，国家对公民也就会采取法律的特别严肃态度，并且为了不致成为公民的牺牲品，国家必须毫无顾忌地践踏这样一种敌对的个体性。
但是，人可能以两种方式使自身处于对立状态：或者当他的感情支配了他的原则的时候，成为野人；或者当他的原则破坏他的感情的时候，成为蛮人。野人轻视艺术，并认为自然是他的绝对主宰；蛮人嘲笑和污辱自然，但他比野人更可鄙，他经常不断地成为他的奴隶的奴隶。有教养的人把自然造就成他的朋友，他尊重自然的自由，不过同时他也抑制自然的任意专横。
因此，如果理性要把它的道德的统一带入自然社会中，那么它不可以损害自然的多样性。如果自然要在社会的道德结构中保持它的多样性，那么它也不可以因此而毁坏道德的统一；优胜的形式离单调和混乱同样遥远。因此，只有在有能力和有资格用自由的国家代替必然的国家的民族那里，才会找到性格的完整性。
第五封信
今天的时代和当代的事件给我们展示的性格，就是这样的性格吗？ 我马上就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到在这片广阔图景中最引人注目的对象上来。
确实，舆论的威望已经下降了，专制已被揭露真相，专制虽然还有势力，它却再也骗不到尊严了；人从他长期的麻木不仁和自我欺骗之中觉醒过来了，而且绝大多数人都投票要求恢复他们不可丧失的权利。然而他们不仅仅是要求，他们还到处奋起反抗，要用暴力夺取他们认为是被无理拒绝给他们的东西。自然国家的大厦摇摇欲坠，它的腐朽的基础正在倾斜；而且看来，让法律登上王位，最终把人当做自身目的来尊重并把真正的自由当成政治结合的基础，这样一种自然的可能性似乎已经存在。真是徒劳的希望！ 现在还缺乏道德的可能性，而慷慨宽容的时机却遇到感觉迟钝的一代人。
人在自己的行动中描绘自己，而在现代的戏剧中反映出来的形象是什么样子啊！ 这里是粗野，那里是文弱，这是人类堕落的两个极端，而这两者却在同一个时期里结合起来！
在人数众多的下层阶级中，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粗野的、无法无天的本能，这些本能在解除了市民制度的约束以后便骚动起来，并以不可遏止的暴怒急于求得动物性的满足。因此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客观的人性会有理由抱怨国家，而主观的人性必须尊重国家的种种设施。只要国家还在保卫着人性的存在，那么怎么可以谴责国家忽视人性的尊严呢？ 在还没有可能想到教育力量的地方，又怎么可以谴责国家急于通过吸引力来区分而通过亲和力去联合呢？ 国家的解体就包含着它的答辩。解除了约束的社会，不是向上驰入有组织的生活，而是向后堕入自然威力的王国。
另一方面，有文化的阶级则给我们呈现出一幅文弱和性格腐化的更加令人不快的图景，因为它的根源正是文化本身，这就更加可恶。我记不得是哪位古代的或者现代的哲学家说过这样的话[2]：高贵的东西在它败坏的时候就会是更加可恶的。这句话倒是在道德领域内也得到了证实。自然之子，如果超出常轨，他就会变成狂人；而艺术的门生，一旦超出常轨，他则会变成卑鄙之徒。有教养阶层并非毫无理由地引以为自豪的理智启蒙，在整体上对思想信念那样少显示出高尚化影响，以致它反而通过准则使腐化固定加强了。在自然的合法领域内我们否认自然，为的是在道德的领域内经受自然的专制，而且在我们抗拒自然的印象的时候，我们又从自然那里采纳了我们的原则。我们道德习俗的矫揉造作的礼貌拒绝给自然以可以原谅的第一票，为的是在我们的唯物主义伦理学中给自然以决定性的最后一票。利己主义已在最精粹的社交聚会的豆荚中间建构起它的体系，而且我们经受了社会的一切传染和一切疾苦，却没有同时产生一颗向着社会的心。我们使我们的自由判断屈从于社会的专制舆论，使我们的感情屈从于社会的稀奇古怪的习俗，使我们的意志屈从于社会的诱惑；我们只有坚持自己的任性，以反对社会的神圣权利。在粗野的自然人中间，心还经常交感地跳动着，而世故通达之士的心却集结着傲慢的自满，这就像从失火燃烧的城市中逃难一样，每个人都只是从废墟中寻找他自己的那点可怜的财产。有人相信，只有完全弃绝了多情善感，才能够避免它造成的迷误；而那种经常有效地惩戒了空想家的嘲笑，也同样毫不宽容地亵渎了最高尚的感情。文化远没有使我们获得自由，它在我们身上培养起来的每一种力量都只是同时发展出一种新的需要。自然需要的束缚令人焦虑地收得更紧了，以致害怕丧失什么的恐惧感甚至窒息了要求变革的热烈冲动，而逆来顺受这个准则被视为最高的生活智慧。因此，我们看到，时代精神在乖戾和粗野之间，在非自然和纯自然之间，在迷信和道德的无信仰之间，摇摆不定；而且，有时仍然给时代精神设定界限的，也仅仅是坏事的平衡。
第六封信
也许我的这种描述过分损伤了时代吧？ 我不希望得到这样的指责，宁可得到另一种指责，说我借此证明了太多的东西。您会对我说，这幅图景尽管描绘得很像当代人类，但是它也完全像一切正处在文化之中的民族，因为一切民族在能够通过理性回归自然之前，他们都必须毫无例外地通过理性化进程而脱离自然。
但是，只要稍微注意一下时代的性格，我们必定会感到惊奇，在人性的现代形式与人性的以前的、特别是希腊的形式之间竟会发现鲜明的对照。面对任何其他的纯粹自然，我们都有理由要求得到有教养和很文雅的荣誉；然而面对希腊人的自然（本性），这种荣誉就不可能对我们有利了；因为希腊人的自然（本性）是与艺术的一切魅力和智慧的一切尊严结合在一起的，还不像我们的自然（本性）那样，必定成为艺术和智慧的牺牲品。希腊人不仅以我们时代所疏远的纯朴而令我们羞愧，而且就是在那些长处方面，即那些我们经常用来对我们的道德习俗的反自然性进行自我安慰的方面，希腊人也是我们的竞争对手，甚至常常是我们的楷模。我们看到，他们同时拥有完美的形式和完美的内容，同时从事哲学思考和形象创造，他们同时是温柔而刚健的人，把想象的青春性与理性的成年性结合在一种完美的人性里。
那时，在精神力量那样美妙的觉醒之中，感性和精神还没有严格区分的所有物；因为还没有矛盾分歧激起它们相互敌对地分离和规定它们的边界。诗还没有与机智相竞争，抽象思辨也还没有由于琐碎繁冗而受到损毁。两者在必要时可以交换它们的事务，因为任何一者都以它自己的方式尊重真理。尽管理性上升得那样高，但它总是友爱地让物质跟在后面；理性虽然那么精细而严格地进行区分，但它从不肢解整体。尽管理性也分解人性，并把它投射在它的美妙的诸神圈子里，然后分别加以扩大，但是，理性并没有把人性撕成碎片，而是把人性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混合，因为在每个单独的神身上都不应该缺少完整的人性。在我们现代人这里，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啊！在我们这里，虽然族类的形象也是分别投射在个体身上再加以扩大———但是，是投射在碎片之上，而不是投射在千变万化的混合体上，因此，为了搜集族类的整体性，人们就不得不一个个体接一个个体地进行询问。在我们这里，人们几乎都力图断言，甚至在经验中各种精神力量也是分裂地表现出来的，就像心理学家在想象中把它们区分开来那样，而且，我们看到，不仅单个的主体，就连人们的整个阶级，都仅仅发展他们天赋的一部分，而其余的部分，就像畸形的植物一样，几乎连一点微弱的痕迹也没有暗示出来。
我并不是无视当代人的长处，把他们当做统一体来审视并放在知性的天平上来衡量，他们在太古时代最优秀的一代人面前仍然能够保持这个长处；不过，他们必须形成不可分开的一代去开始竞赛，而且必须是整体与整体进行较量。哪个单个的现代人敢于站出来，一对一地同单个的雅典人去争夺人性的奖赏呢？
在族类具有完全优势的情况下，个体的这种不利状况究竟从何而来呢？ 为什么单个的希腊人有资格充当他那个时代的代表，而单个的现代人就不敢做到这点呢？ 因为是把一切结合起来的自然本性给希腊人赋予形式，而把一切区分开来的知性给现代人赋予形式。
正是文化本身给现代的人性造成了这种创伤。只要一方面扩大的经验和确定的思维使得科学的更明显的划分成为必然的，另一方面国家这个更加复杂的钟表也使得等级和职业的更严格的区分成为必然的，那么，人性的内在结合就会被撕碎，一种毁灭性的斗争也就会使人性的和谐力量分裂开来。现在，直觉的知性和思辨的知性就敌对地分布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并开始怀着猜疑和嫉妒守卫着各自领域的界限；人们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随着这种范围限制，人们在自己身上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主宰，这个主宰往往会把其余的禀赋都完全压制下去。正当过分旺盛的想象力在这里使知性辛勤培植的园地变成一片荒芜的时候，抽象精神同时又在那里扑灭那可以温暖心灵和点燃想象的火焰。
艺术和渊博学识在人的内心世界中开始造成的这种错乱，又由现代的统治精神使之变得更全面和更普遍了。当然，不可能期望，早期共和制的简单组织会比早期风俗习惯和人际关系的纯朴存在得更长久；然而，这种简单组织不是上升为一种更高级的动物性生命，而是沦落为一种鄙陋而粗糙的机械。在希腊的国家里，每个个体都享有独立的生活，而一旦必要又能成为整体；希腊国家的这种水螅本性，现在让位给一种精巧的钟表机构，在钟表机构里，由无限众多但都无生命的部分拼凑成一个机械生活的整体。现在，国家与教会，法律与习俗都分裂开来了；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分离了。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就把自己培养成了碎片；由于耳朵里听到的永远只是他发动起来的齿轮的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他就永远不能发展他本质的和谐；他不是把人性印压在他的自然本性上，而是仅仅把人性变成了他的职业和他的知识的一种印迹。然而，甚至连把个体联系到整体上去的那个微末的断片部分，也并不取决于人性所自定产生的形式（因为人们怎么会相信一个那样人为的和怕见阳光的钟表机构会有形式的自由呢？），而是由一个把人的洞察力束缚得死死的公式无情地严格规定的。死的字母代替了活的知性，而且训练有素的记忆力比天才和感受更为可靠地在进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