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提倡对国民性进行改造。国民性，又称民族性或民族性格，是近代社会学和民族学中的一个概念，在英语中统称 NationalCharacter，是用来表示渗透在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文化中的内在精神或心理模式，具体表现为国民性格、国民价值规范、国民风度。它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为一个民族大多数成员所共有的，并且反复出现的精神状态和活动方式。作为一种精神和文化现象，它普遍存在于民族群体之中，成为各民族存在和延续的内在纽带。近代先进人物关于国民性的探索是以“新民”这个命题为出发点的。所谓“新民”，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一场自我解剖、自我挑战和自我重构的尝试，其核心就是变传统的依附人格为近代的独立自主的人格，变子民为国民。严复通过其《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梁启超通过其《自由书》《呵旁观者文》《中国积弱溯源论》《十种德行相反相成义》《新民说》《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和《新民议》等文章，对国民素质与国家富强的关系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他们认为，国民素质的高低，决定了国家民主化程度的高下乃至成败，因而中国走向国家富强、政治民主的一大关键就是要重铸国魂，即重新塑造国民性。在他们看来，中国社会积贫积弱，固然有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国民素质的低下。因此，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10]，“政府之良否，恒与国民良否为比例”，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政治的完善，“其主动者在多数之国民，而驱役一二代表人物以为助动者，则其事罔不成。……故吾所思所梦所祷祀者，不在轰轰烈烈独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 [11] 要把缺乏国家思想，缺乏社会公德，缺乏自由思想和权利观点，缺乏自制能力的国民提高素质，就要倡扬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民族精神，铲除奴性、培育独立人格，进行民众道德的去旧图新。“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12]，这对后来的思想家们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维新派思想家们关于社会发展的进化论思想、政治上君主立宪的要求、文化上中西融贯的主张以及国民性改造的强烈意愿，尽管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未能获得国家层面上的支持，然而其思想已不可遏制地在社会的知识阶层中广为传播，并成为后世思想家们改造社会的有力武器。
二、改良主义社会发展观对陈独秀的影响
陈独秀早年的社会发展思想深受维新思想家们的影响。对此，陈独秀自己也诚恳地说：“南海康有为先生，为吾国近代先觉之士，天下所同认。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桀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吾辈今日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 [13]陈独秀在思想上从厌弃科举转向同情维新后，在行动上也有相应的反应，如他后来回忆所言：“甲午之役，兵破国削，朝野唯外国之坚甲利兵是羡，独康门诸贤，洞察积弱之原，为贵古贱今之政制学风所致，以时务知新主义，号召国中。尊古旧者，觉不与其旧式思想、旧式生活状态相容，遂群起哗然非之，詈为离经畔道，名教罪人。湖南叶德辉所著《翼教丛编》，当时反康言论之代表也。吾辈后生小子，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为康先生辩护，乡里瞀儒，以此指吾辈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 [14]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陈独秀早期的思想中浸染着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思想的浓厚色彩。
首先，维新派大力宣传的进化论社会发展观，对陈独秀早期的社会发展思想有着深刻影响。严复《天演论》的出版，给当时的中国人振聋发聩的影响和难以忘怀的印象。天演淘汰、适者生存的观点成了当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切革命派的重要精神指南，并极大地强化了思想界的历史使命感。同时，这种思想也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对社会改造进行论证的有力武器。陈独秀从进化论出发，认为客观物质世界的运动遵循着一定的法则，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他把新陈代谢视为宇宙的根本大法。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指出：“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15]陈独秀认为万事万物都处于一种进化状态之中，绝无保守现状之理。因此，只有那些不断追求进步的民族，才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在此基础上，陈独秀对复古守旧思潮进行了猛烈批判。他认为中国固有的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所遗，较之欧洲人晚了几千年；若尊重二十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等于驱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之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他大声疾呼：“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 [16]陈独秀视抵抗力为世界进化的动力，并认为必须进行变革，弃旧图新，在改造社会中提高抵抗力，才能使中国生存于世界。他指出：“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优胜劣败，理无可逃。通一切有生无生物，一息思存，即一息不得无抵抗力。” [17]这种抵抗力在陈独秀看来，就是万物为求得生存与进化，而同毁灭抗衡的能力。为唤醒国民起来奋斗，摆脱我国积贫、积弱的状况，陈独秀进一步指出：“人类之生事愈繁，所需于抵抗力者尤巨。……自政治言之，对外而无抵抗力，必为异族所兼并；对内而无抵抗力，恒为强暴所劫持。……审是人生行径，无时无事，不在剧烈战斗之中，一旦丧失其抵抗力，降服而已，灭亡而已，生存且不保，遑云进化。” [18]为此，陈独秀十分迫切地呼吁：“呜呼，国人须知奋斗乃人生之职，苟安为招乱之媒！兼弱攻昧，弱肉强食，中外古今，举无异说。国人而抛置抵抗力，即不啻自置奴券，置身弱昧之林也。” [19]在陈独秀看来，当时的中国，社会十分黑暗，欲一一除旧布新，而不为在世强盛之民所兼、所攻、所食，非冒万险、排除万难不可。因而，在进化论发展思想的主导下，陈独秀大力提倡积极的、进取的、奋斗的人生哲学，反对消极的、退隐的、苟安的人生观。他指出：“世界———战场，人生———恶斗。一息尚存，绝无逃遁苟安之余地。” [20]他还认为：“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馀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 [21]由此可见，早期陈独秀的社会发展思想受进化论的影响十分明显，他不但认为自然界是在进化中发展，而且认同人类社会也是在生存竞争中向前发展的。他以进化论为武器，身体力行，积极投身于在救亡与启蒙双重压力下的中国社会的改造运动，并最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其次，受维新思想家们的影响，陈独秀也曾希望通过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来推进社会发展。与维新派希望建立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相仿，陈独秀也试图以西方民主体制来改造中国社会。陈独秀认为：“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今之道，而使人心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 [22]他认为法国人权宣言和美国独立宣言的发布，使欧洲人从梦中惊醒，从而走上了坚定不移地捍卫人权的道路，而西方社会正是在人权得到保证，人的自由和尊严得到捍卫的情况下，才取得了社会的长足发展，从而建立了远高于东方文明的现代西方文明。陈独秀所说的人权，不过是他推崇的资产阶级民主的代名词而已。关于人权和平等的学说在欧洲的兴起，使欧洲近代的历史被世人称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 [23]而正是欧洲近代的这一“解放历史”，才使东西洋文明大异其趣，绝别为二，并使两种文明之间冲突不断，且高下立判。“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数百年来，吾国扰攘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文化相触接相冲突者，盖十居八九。凡经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 [24]这两种文化在政治上的最大区别在于一为专制一为民主，而时代发展的潮流则是由专制向民主政治转变。“古今万国，政体不齐，治乱各别。其拨乱为治者，罔不舍旧谋新，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此所谓立宪制之潮流，此所谓世界系之轨道也。吾国既不克闭关自守，即万无越此轨道逆此潮流之理。” [25]显然，陈独秀认为中国是不能隔绝于立宪政治这一西方先进政治文化之外的，并且，“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和人权并重”。 [26] 陈独秀把民主称为“德先生”，把科学叫做“赛先生”，“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27]可见，在陈独秀早期的社会发展思想中，他试图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来改造中国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而他的这一思想有着维新派思想家烙下的深刻印迹。陈独秀及其《新青年》所提出的科学与民主，其精神实质与前人一脉相承，它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之所以能够产生此前无法相比的号召力与影响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青年》的同仁们不仅首次将“民主”与“科学”紧密结合起来———“科学与人权并重”，“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而且还在于他们将“科学”与“人权”作为衡量一切社会现象的价值尺度，认定只有它们才能够救治中国社会所存在的一切弊端，这就更加突出了“科学”与“人权”的影响力。
再次，承接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思想家们对中西文化交融所作的努力，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力主彻底改造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试图以蕴涵科学与民主精神的西方文化来重塑中国文化，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速，使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能真正走出虎头蛇尾的阴影。在陈独秀看来，中国的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在于中国缺乏像西欧那样的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思想革命。没有，就要补上，不补上，革命就不能成功；成功了也不能巩固。因此，要想使能够救治中国一切黑暗的“德先生”“赛先生”最终在国人的心目中确立起来，就必须先将国人头脑中沉积几千年的旧思想旧观念扫除干净。而这种文化领域里的旧思想、旧观念，一是道德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二是文学领域里与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等旧文学。这两者在陈独秀看来，都必须加以清除。他指出：“旧文学与旧道德，有相依为命之势” [28]，“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所以，要一改中国政治革命颓势，就必须进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革命，“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 [29]“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谋彼；欲谋改革，乃畏阻力而迁就之，此东方人之思想，此改革数十年而毫无进步之最大原因也。” [30]在这种观念指导之下，陈独秀通过对中西方文化进行对比分析，坚定了他以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决心。而他的文化改造思想与维新思想家们相比，走得更远。陈独秀认为，中西方文化之间是一种无法调和的关系，不愿革新、抱残守缺者，尽可以沉醉在传统文化中做夜郎自大之梦；若不安于现状，希望赶上世界发展的潮流，则必须以西方文化为旨归，大力提倡科学与民主思想，建立起健康向上的新文化，才有在发展上与西方比肩的可能。“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迁就调和的。……若是决计守旧，一切都应该采用中国的老法子，不必白费金钱派什么留学生，办什么学校，来研究西洋学问。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 [31]可见，陈独秀对文化的认识浸润着维新思想家们的影响，而他对中国文化改造所提出的全盘西化的办法，所迈出的步子却又远大于维新前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