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往往要经历巨大的危机和灾难，并以此为契机迸发出新的生机。正如恩格斯在甲午战争前一年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只是活动方式改变了。让命运实现吧！” [1]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军事上的胜利，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势力和强势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也像潮水一般涌向了中国。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以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外族入侵”的方式，强行将中国拖入了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轨道之中，使中国社会演变的格局从渐进的积累性变迁变为急剧的传导性变迁。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产阶级思潮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势力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冲击着中国封建主义的旧文化。而此时的清王朝却腐败不堪，在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下节节败退，割地赔款、逢迎敌寇，堂堂华夏不齿于列强，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则酿成了中国近代史上又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同时也促进了全民族的觉醒。甲午战争引发的以救亡图存和全面改革为目标的维新思潮以及1898年的变法运动，则是这场民族新觉醒的起点。为了拯救深陷危机的中国，有识之士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维新变法、全盘西化等，不一而足。这一系列理论与实践方案的推行，尽管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却未能让中国的社会发展真正走上一条适合自己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发展道路。陈独秀社会发展思想的演进，也反映着这一历史的逻辑。在马克思主义未传入中国前，陈独秀受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持一种进化论的社会发展观，进而把西方社会视为理想社会的样板。而当马克思主义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传入中国后，陈独秀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思想，深信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国唯一正确的选择。
第一节 改良主义社会发展观及其对陈独秀的影响
一、改良主义社会发展观的缘起和基本思想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传统的“中夏外夷”的民族意识被注入了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新内容，在思想界逐渐复苏和强化。尤其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的有识之士就已经感觉到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局”，自己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过去的“边患”，而是一个十分强大且难以对付的竞争对手。于是练海军，办工厂，“自强”，“求富”，发起了洋务运动。但是，苦心经营了30多年的洋务事业，却在甲午之战中毁于一旦。惨痛失败下所签定的屈辱条约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冲击波，强烈地震撼着国人的心灵，使蔓延已久的“变局”观念扩大为全民族日益高涨的危机意识。这种觉醒中的民族意识，一方面因丧师失权、割地赔款的深创巨痛而在社会覆盖面上较以往更为广泛。人心激愤、士气大昌，使得慷慨爱国之士渐起。关心国事、忧患时局蔚然成风，即使在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社会底层，也是“人心激愤久矣，每言及中东一役，愚父老莫不怆然泣下” [2]。朴素的乡村民族意识，在逐渐地酝酿、扩散。另一方面人们对民族命运的认识也比以往远为深刻。帝国主义迫在眉睫的威胁，造成了思想界空前的屈辱感；中西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强烈反差，导致了人们深刻的落伍感；这种心理情结同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相撞击，又激发了国人不甘沉沦的自尊心。这样，普遍的屈辱感成就了民族意识高涨的心理基础；痛切的落伍感迫使人们在面临外部挑战时作出民族生存方式的抉择；民族自尊则导致了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将人们的愿望和信念集中在一点———倡扬民族意识，争取民族自存，从而迈出了要求自我改革的艰难一步。可以说，耻辱激成了自尊，危机蕴含着转机。于是，各种改良社会的主张便渐次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其中，尤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的思想影响为大。
由维新派人士康有为、谭嗣同等发起的戊戌变法，虽然以失败而告终，然而其思想在全社会的散播，却不是封建专制主义者所能阻止的，他们提出的改良社会的主张，唤起了无数关注中国前途与命运的人们的思考。其主要的观点大致如下：
第一，倡导社会发展的进化论思想。民族危机诱发了社会危机，社会危机又引发了理论危机，时代与社会都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问题。然而，无论是传统社会的纲常名教，还是半新半旧的道器之辩，都无法承载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形势的发展迫使思想界去探索更加有效的救国理论，在努力发掘传统文化优秀因子的同时，人们把更多的眼光投向了外部世界。“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3]，成为当时先进思想界的共识。在汹涌而入的西方文化中，通过众多思想家的筛选，进化论脱颖而出，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理论武器，对近代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所阐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思想，经其学生赫胥黎在其所著《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中进一步宣传后，受到了严复的重视。严复以《天演论》为书名，将进化论比较完整地介绍到了中国。《天演论》告诉人们：中国已是危机四伏，因为侵略中国的国家，在道德、智力、体力的任一方面，都比中国强大，根据“优胜劣败”的进化法则，中国已经到了灭亡的边缘。同时，《天演论》又告诉人们：中国并不是毫无希望，因为凭借人的努力，可以“与天争胜”而最终“胜天”，只要全民族彻底觉悟，发愤变法自强，种族不但可以延续，国家也能繁荣昌盛。生死存亡的权力仍旧操之于我！
《天演论》所介绍的进化学说，是在民族危机深化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成体系的、在当时有利于推动救亡和变革的理论形态，为思想界提供了一种重新观察世界、民族、社会的观点和方法。一方面，进化论的引进和改造具有民族觉醒的意义，它用物竞天择的观点解释了民族危机，倡扬了进取自强，从而大幅度地强化了中华民族的自我体认，促进了将民族自尊和向外部世界学习相结合的新型民族精神的发扬；另一方面，它标志着思想界思维方式的转型，历史进步的观点为中国思想界所接受。《天演论》的出版，在中国当时的思想界掀起了巨大波澜，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作用。梁启超是最早读到《天演论》译稿的人，该书还未出版，他就加以宣传，并根据《天演论》的观点做文章了。康有为从梁启超处看到《天演论》译稿后大为感叹，认为“眼中未见此等人”，“《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于是，他根据严复《天演论》进一步增补了《孔子改制考》，匠心独运地把进化论注入中国传统的“公羊三世说”，对历史倒退论和历史循环论做了改造，论证社会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祖宗之法必须跟随时代而不断变化，这是历史之必然。他一反中国数千年来“以为文明世界于古时，日趋而日下”的怀古情节，断然指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的文化发展观。在他多次上皇帝书中，都贯穿了一条以竞争、进化和变革来推动救亡图存的思路。
第二，主张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模式。康有为以进化论思想为指导，用知识分子所熟悉的语言，先后发表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及《诸国变政考》和一系列上皇帝书，形成了他独特的变法思想体系。其所创立的以“公羊三世说”为构架的历史进化论，成为政治变革的理论依据。康有为用进化论重新解释了“三世说”。他指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处于永恒的发展变化之中，大至宇宙天体，小到花鸟虫鱼，概莫能外。即使人类自身也是历经千万年的进化而成，因而人类历史也是不断发展的，与此相应的社会政治制度也是随之而变的。康有为通过中西政治文化、社会历史的综合比较，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模式。他认为人道进化皆有定位，未至其时则不可强为。因此，政治变革的轨迹必须由“乱世”而“升平”，由“升平”而“大同”，即由君主专制先变为君主立宪，再发展为民主共和。在他看来，这种渐进式的政治发展模式，既可以获得英、俄等国“保守亲下，尊贤尚功，有情必通，有才必用”的效果，又符合尧舜孔孟等古圣先贤的谆谆教诲，是平衡君民利益的“升平之善制”。由于君主立宪方案的核心在于建立资产阶级性质的议会制度，因此康有为认为欲除中国上下隔塞之壅蔽大病，就要仿照西方，设立议院制度，“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 [4] 梁启超也赞赏西方的议会制度，指出：“西人议事与行事分而为二：议事之人有定章之权，而无办理之权；行事之人有办理之权，而无定章之权。将办一事，则议员集而议其可否，既可，乃议其章程，章程草定，付有司行之，有司不能擅易也。若行之而有窒碍者，则以告于议员，议而改之。西人之法度，所以无时不改，每改一次，则其法益密，而其与民益便……是故有一弊之当革，无不知也，有一利之当兴，无不闻也。” [5]
第三，追求文化上的中西交融。中西融会、古今贯通，往往是社会历史发生重大转型时期所出现的一种思想文化现象。中国文化发展到19世纪后半叶，由于西力东侵、西学东渐所带来的异质文化的巨大冲击，使固有文化发生了变异，形成了多元互补、交叉重叠的新格局，揭开了近代文化思想丰富多彩的一页。戊戌时期思想家们融贯中西的尝试，就其内容而言，主要表现为在政治上将中国古代的重民思想与西方的议会制度融贯起来，思想上把中国古代朴素的变异观念与西方近代的进化论融贯起来，宗教上将中国传统的孔子教化与西方的基督教信仰融贯起来，文化上把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与西方的时代精神融贯起来，从而形成虽然很不成熟但又丰富多彩、诸色纷呈的戊戌新文化。在文化学术上进行的融贯中西的尝试，是当时思想界关注的重点。反思传统，认同西学，为政治改造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变革的要求。康有为将西方的进化论与儒学的“三世说”联系起来，建立了自己的进化历史观———“公羊三世说”；把西方的平等、博爱思想与儒家的仁学理论联系起来，建立了自然人性论的仁爱哲学；把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儒学的“大同”说相比附，构成了自己的乌托邦理想。梁启超受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启发，认为“近世泰西文明，导源于古学复兴时代” [6]。他认为吸收新学，复兴古学，应该是中国近代文化重铸的一条出路。因为中国古代的确有一个文化灿烂辉煌的历史时期，即中国的先秦文明，足以与西方古希腊文明媲美。他说：“我中国于周秦之间，诸子并起，实为东洋思想之渊海，视西方之希腊，有过之而无不及。政治上之思想，艺术上之思想，皆有亭毒六合、包罗万象之观。” [7]在他看来，“今之西学，周秦诸子多能道之”。 [8] 所以，一种新文化的建立，不应该是排它的，而应是古今、新旧、中外文化精华的有机结合和完美统一。但是，这种融合并不是毫无选择的大杂烩，而是为我所用的批判吸收。他说：“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化灿烂之世界，罗列中外古今之学术，坐于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取之，否者弃之。” [9]当然，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近代学人，对中西文化所作的融会贯通的尝试，尽管引起了当时学术界的巨大震动，但因其理论的不成熟，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又排除了文化领域内平等交流的可能性，且在国人中尚存在着一种相当普遍的对西学的逆反心理，因而难于得到思想界的认同，他们的种种努力只是揭开了近代文化革新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