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与维新派思想家们的观点一致，陈独秀也认为必须对国民性进行改造，切实扭转国民素质低下的状况，以新时代精神来激励人们积极投身于社会政治改革和民族救亡运动。梁启超、严复等人对中国落后的国民性所作的揭露和批判，并不是出于民族虚无主义，而是力图在借鉴西方近代思想并发扬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基础上重铸国魂，成就一个以近代国家观念和自由权利思想为基础，以自尊、自治和竞争冒险精神为价值导向的新型国民群体。如何认识国民，提高国民的素质，也是陈独秀探讨和制订救国方案的重要内容。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一来自前辈思想家们的垂训，一直推动着陈独秀一以贯之地实践。他呼吁全社会充分认识国民素质之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并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最终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掀起了一波改造国民性的大潮。陈独秀认为，中国政治改革之所以屡次以失败而告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动员起全体国民参与政治改造的积极性，在他们的头脑中完全没有意识到政治改造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大多数国民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 [32]。因此，他们只关心自己家族小圈子内的事，更缺乏好战健斗的精神，安于现状，对自己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也一味默默忍受，不敢为自己的合法权利而斗争 [33]。面对如此旧思想充塞头脑、毫无朝气的国民，当思想家们竭力推动政治体制由专制向民主转变时，效果却与他们所希望的相去甚远。“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君主专制臭味。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 [34]所以，陈独秀认为必须对旧思想影响下的国民在思想上进行彻底改造，民主共和的国家才有建立起来的可能。而对国民进行改造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要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注进国民头脑中，使他们成为具有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富有创造力的时代新人。具体而言，就是要将国民改造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时代新人 [35]。这类新人还应具有勤、俭、廉、洁、诚、信等优良品质 [36]。只有依靠他们，社会才富有活力，中国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陈独秀所愿看到的民主共和国。
改良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对陈独秀的影响是巨大的。不过，陈独秀沿着思想界先驱们开辟的道路走得更远了。他奉社会进化论为颠扑不灭的真理，号召国民为生存而奋斗；他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理想社会制度，民主与科学是他追求的梦想；他力主全盘西化的文化改造模式，希冀在短期内实现文化领域里的脱胎换骨；他倡导国民性改造，企盼社会能够在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国民的推动下迅速发展。他的这一系列思想既继承了前人，更有着自己的特色，并使他成为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的旗手。
第二节 对西方社会发展思想的走近与远离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之前所持的是一种进化论的社会发展观，其社会发展思想明显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他主张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从五四运动开始，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西方民主神话破灭后，陈独秀在社会发展思想上迅速远离了西方式的社会发展道路，转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轨道。
一、对西方社会发展思想的接受
著名学者陈旭麓曾经指出：“‘五四’以前的几十年中，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有两论。一是进化论，一是民约论。前者以生存竞争的理论适应了救亡图存、反对帝国主义的需要；后者以天赋人权的观点适应了要求平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需要。两论的传播，在观念形态上是区分先前与近代中国人的重要标志。” [37]进化论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征服了中国社会的第二时期（1895—1927）”，“形成了当时思想界的一个主流”。 [38] 进化论唤醒了中国的知识界，引发了中华民族的危机感，刺激了国人的救亡图存意识，也使陈独秀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设计有了一个明确的思路，那就是要走西方式的社会发展道路才能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西方列强两面神的形象暴露无遗，他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存在着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接踵而来的俄国十月革命，又使他了解到社会发展道路还存在着优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新模式，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便成为他合乎逻辑的选择。因而，其社会发展思想也划过了一道对西方模式先走近后远离的清晰轨迹。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广泛开展，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以救亡图存为目的，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他们主张彻底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的至尊地位，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不但科学技术要西化，政治制度要西化，甚至文化、思想观念也要西化。总之，只有下决心全面接受西方式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才有出路。作为新文化运动中极力主张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陈独秀毫不隐讳其观点：“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倘于政治否认专制，于家族社会仍保守旧有之特权，则法律上权利平等经济上独立生产之原则，破坏无余，焉有并行之余地？” [39]陈独秀所要保存的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下的社会发展模式，所要废止的是封建专制下的特权政治；否则，在一个没有法律保障的国家里，就不可能有现代意义生产方式存在的空间。至于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先进的西方式国家。对此，陈独秀指出：“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40]显然，在陈独秀看来，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西方式的现代国家，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切实打好一个西方式的国家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要建立一个尊重平等人权的新信仰，即民主精神。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赢得生存与发展权，那么，所有与之相抵触的文化传统、政治制度、伦理精神等因素都应该抛弃。如果不牢固树立此认识，切实走西方式的社会发展道路，中国是无法摆脱混乱无序而走向强大的。“我敢说：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倘不早早决定，政治上社会上的矛盾，紊乱，退化，终究不可挽回！” [41]
陈独秀主张全盘西化的思想，来自于他对西方社会发展的深层次原因的分析。他认为西方社会得以全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民主与科学两大精神在全社会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 [42]为什么此三者能够促进欧美社会的发展呢？其原因在于“现代生活以经济为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不可摇动，物质文明，因此大进。” [43]陈独秀确实找到了西方社会赖以发展的深层次原因。西方现代化的发展，与“现代性”的不断生成紧密相关。而所谓“现代性”，无非就是西方启蒙运动所开启的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理性主义精神。这种理性主义原则解除了西方自中世纪以来神学附加在人身上的魔咒，恢复了人性的神圣和光辉，使人性和理性得到了统一。正是启蒙的理性主义原则以人文理性与科学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一的力量，建立了西方各国科学的、民主的、高效的经济社会政治体制，促进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全面进步，开创了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的崭新时代。“我有手足，自某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役他人：盖自以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44]陈独秀对个人人格独立性的强调，是符合西方启蒙运动以来所高扬的人文主义精神的。陈独秀认为要保证个人人格的独立，推动现代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新经济体制的建立，就必须建立西式的国家，走西式的社会发展道路，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道路。对此，陈独秀发出呼吁：“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45]他认定只有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道路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而代表民主与科学的“德”“赛”两先生，则是使中国崛起的正确选择。“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46]至此，陈独秀的全盘西化、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道路的社会发展思想达到了顶峰。
二、西方理想社会的幻灭
晚清以来，西力东侵，西学东渐，西方文明挟强权而登陆中土。由此，“西方”集自由民主制度与帝国主义霸权于一身的矛盾形象，一直困扰着以西方为师的中国改革者，很少有人能够理智而深刻地认识西方文明的两面性。褊狭的民族主义者视西方为恶魔，天真的自由主义者则奉西方为天使。五四知识分子对西方的看法，亦往往徘徊于此两极之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之前不久，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社会仍然抱有很高的希望，对之有着足够的信心。并且，愿意与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一道为此付出所有的努力，即便是断头与流血都绝不后退。然而，巴黎和会上西方帝国主义的丑恶表演，使中国思想界对资本主义民主共和道路失去了信心；十月革命的榜样特别是苏俄政府的对华通告，使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备受鼓舞。强烈的反差和对比，使他们自然地倾向社会主义，欢迎十月革命。最先认识到十月革命价值的是李大钊。1918年7月1日，他在《言志》季刊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他指出：“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唯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 [47] 他告诉人们不要以目前俄国一时之乱象而抱悲观的态度。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十月革命意义并对其表示成功信心的第一篇文章。在许多人对十月革命尚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时，李大钊却独具慧眼，对十月革命抱以热烈的欢迎。他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敲响了人道主义的钟声，使人们看到了自由的曙光，而将来的世界，必将是赤旗的世界。他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中指出：布尔什维克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全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这是Bokbeviki的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从此，要开创人类的“新纪元”。 [48]
1919年2月，巴黎和会传来的不祥消息，使陈独秀对协约国的正义性渐生怀疑。日益滋长的反帝情绪，使陈独秀的思想急剧左转。当协约国最后扯下了其“公理”面纱之后，陈独秀无比愤慨地说：“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 [49]在激愤过后所进行的反思中，陈独秀认为：“经了这番教训，我们应该觉悟公理不是能够自己发挥，是要强力拥护的。一个人一民族若没有自卫的强力，单只望公理昌明，仰仗人家饶恕和帮助的恩惠才能生存，这是何等卑鄙无耻不能自立的奴才！”“我们因为山东问题，应该发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 [50]的确，当资本主义依仗实力向外扩张时，在强权的战车面前，公理显得是那样苍白，以至于被碾得粉碎。陈独秀对此失望至极，并从反对西方协约国的帝国主义行径出发，走上了否定其立宪民主制度的“对内对外”彻底觉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