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中，陈独秀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写了《民族野心》《资本主义在中国》《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我们为什么而战》《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等一系列文章。他以社会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为依据，解释了现代国家和国民精神的盛衰强弱的根由，并指出中国社会两千年来仍然停滞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前资本主义时期”。尽管他深知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但仍在客观分析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得出了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很大发展空间的正确结论。他引用列宁的观点指出：“‘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在中国更是如此！” [9]因此，陈独秀提倡，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应该大胆采用资本主义经济手段来发展生产力。其正确观点，已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所证明。
在民主建设问题上，陈独秀也首开先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一方面，在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亲身体验了民主缺失所带来的痛苦，目睹了官僚主义在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名义下压制党内民主所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莫斯科审判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定、苏芬战争和苏联“东方战线”的建立，也促使陈独秀认真思考苏联式社会主义建设的得失，特别是在民主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陈独秀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党内民主，把党内民主作为抵御官僚主义作风的消毒素，而不能以反对资产阶级为借口，把民主也一同抛弃。他告诫人们，只有加强民主制度建设，才能从根本上避免斯大林式独裁的再次发生。他强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20年的经验，尤其是后10年痛苦经验中凸显的最有价值的部分，便是民主制度的不可或缺。
可以认为，陈独秀的上述理论，是在他晚年生活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所作的深刻反思，其评判较为客观，其理论本身也富有启迪意义，并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的宝贵财富。
五、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的作者，史学家郭湛波先生认为，《新青年》是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最早、影响最大的刊物，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最有心得、介绍最早的要算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尤以陈独秀的影响为大。 [10] 虽然从后来的研究来看，《新青年》杂志还不算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但以对马克思主义介绍的系统性和影响力为标准，《新青年》无疑要居首位。与此类似，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宣传也要早于陈独秀，但就其在思想文化界的影响而言，却要位居其次。
首先，作为《新青年》杂志创办者的陈独秀，一方面在杂志上大量刊登并出专号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另一方面陈独秀本人也积极为《新青年》杂志撰写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稿件，身体力行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新青年》杂志上，陈独秀先后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学说》等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等观点。在文章中，陈独秀以马克思主义注重实践的理论特质为出发点，号召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们要努力体现其实践精神，这就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了很好的理论准备。同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本身，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部分。
其次，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亦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个必要前提。因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成功，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深入，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产生。陈独秀在理论上严密论证了建立革命政党的必要性，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者，成功地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进程。
第三，陈独秀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自己的理论研究，其所取得的富有价值的结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阶段性成果。陈独秀所强调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应采用多种经济手段的思想，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均富社会但应给大多数人民带来幸福和必须重视效率的思想，社会主义社会应该重视民主制度建设的思想等，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这一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陈独秀的社会发展思想不但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重要一环；它不但为挽救民族的危亡、开启中国革命的进程作出了历史贡献，而且也必将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中，凸现出跨时代的价值。
第二节 陈独秀社会发展思想的当代价值
尽管陈独秀社会发展思想的形成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陈独秀的社会发展思想犹如空谷足音，穿越时空的阻隔，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一、有助于当代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陈独秀坚持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是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后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对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所进行的理论探索的缩影，其正确性既合乎历史的发展逻辑，又被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证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启，并非来自内源性的渐进积累，而是因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后的强行导入，“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既使中国人经历了切齿的屈辱，又让中国人开始了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思考。从“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指导下兴起的洋务运动，到企图以君主立宪来推动改革的戊戌变法，再进至辛亥革命所希望实现的民主共和，无一不体现出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艰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巴黎和会上欧洲列强对中国利益的蔑视，又使西方两面神的形象暴露无遗，不但使中国人学习西方成迷雾，更激起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五四运动即是各种矛盾激化后的一种总爆发。在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和随之而来在中国社会成燎原之势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的视域得到了拓展，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模式也在经历了“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论战”以及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后得到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认同，陈独秀社会发展理论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维护，也反映着这一时代发展的逻辑。因此，正是陈独秀社会发展理论本身所具有的逻辑性，才使其具有了一种强大的逻辑征服力，才让人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信心。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思想先驱们为中国指明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已越来越多地被不断取得的丰硕成果证明是正确的。在自陈独秀以来不断发展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国计民生问题正逐步得到较为稳妥的解决，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的各项事业发展迅速，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的贫困问题已被控制在有史以来的最低限度，在综合国力不断攀升的基础上，国际地位也达到了百余年来的新高，中华民族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迈向伟大的复兴。而这一切成果的取得，都有赖于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坚持，有赖于自陈独秀以来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事实证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开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但有助于我们继续坚持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且也将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取得的新成就中，获取新的营养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二、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富有启迪意义
陈独秀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尽管没有涉及微观经济领域里的具体问题，只是一些非常粗线条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描述，然而却触及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他得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具备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可以采用多种经济形式、社会主义也要重视分配公平与生产效率等结论，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首先，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意义在于使生产力有进一步发展的思想，启示我们要毫不动摇地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推动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地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进而决定一切社会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和最根本的推动力。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应该“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11]。陈独秀亦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目标“必须建设在最大多数人民的幸福上面，人民的幸福又以经济的生活最为切要，经济的生活不进步，所谓人民的幸福，仍只是一句空话” [12]。陈独秀的思想很明确，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真正的幸福，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之外，别无他途；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应该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否则，社会主义社会就体现不出任何超过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也将失去说服力。因此，在陈独秀的思想中，大力发展生产力就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题中应有之意。陈独秀的这一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又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源泉。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组成部分的邓小平理论，也提出了判断一切工作得失的“三个有利于”的根本标准，将社会主义社会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应该说，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个问题上，陈独秀的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而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进入21世纪后，其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仍然是一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仍然有赖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可以认为，陈独秀关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思想，在邓小平理论和21世纪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均得到了体现。
其次，陈独秀关于不作唯名主义者，要正确看待私有经济作用及其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思想，又启示我们应正确处理社会制度与经济发展具体手段之间的关系，从而更有效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的。” [13]十五大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所作的这一定位，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也体现了陈独秀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可能一下子起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要经历一个私有制在较长时期内存在的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内，作为经济制度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应该与其他作为补充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存。他指出，在“国民革命成功之后，我国的经济制度，自然是家庭的手工业与农业、小生产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国家资本主义等，四种并存，我们所谓采用何种经济制度，并不是说采用那一种而禁绝其余一切，乃是说采用某一种为全社会中主要的生产制度。我们以为中国国民革命成功后的经济建设，在主观上在客观上，都不必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全社会主要的生产制度，而可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即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 [14]陈独秀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过渡性经济形式和经济制度，与国家社会主义相连接，不搞单一经济形式的设想，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政策是不谋而合的，且已被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陈独秀还反对那种一提到社会主义就欣喜若狂，一提到资本主义就片面反对的肤浅态度，而提倡对资本主义应作辩证的分析。他的这一态度有助于将资本主义制度与具体的经济运行手段相区别，并为邓小平理论确立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不排除计划的思想，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