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急剧动荡、救亡与启蒙任务异常紧迫的时代。如何为中国社会发展解除思想文化上的障碍，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创造必要的发展条件，提供发展可资借鉴的经验，是陈独秀及其同时代人所共同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通过发起新文化运动，全面吸取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思想，组建中国共产党并开展革命运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陈独秀对这一重大课题的解决作出了足以傲视同侪的历史贡献。不仅如此，陈独秀社会发展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发展经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论述，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所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也有着积极的参考价值。当然，尽管和历史上所有的思想家一样，陈独秀的社会发展思想亦不可避免地打下了时代的烙印，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这并不有损于陈独秀作为一个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思想家的形象，因而使客观而公正地评价陈独秀的社会发展思想成为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第一节 陈独秀社会发展思想的历史地位
著名史学家郭湛波先生认为，陈独秀是中国20世纪初的大思想家和大政治家。其“思想之敏锐，魄力之坚强，非他人所可及。是中国近代第一流的思想家。但陈先生在近五十年思想史的贡献，不在西洋新思想的介绍，而在笼罩二千余年思想之破坏。” [1]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的讲话中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讲他的功劳。” [2]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对陈独秀应该承认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有功劳的，大体上如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 [3]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他继续强调：“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他创建了党，有功劳，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4]可以认为，郭湛波和毛泽东分别从史学界和中共领导人的角度，对陈独秀的历史贡献作了一个公正的评价。就陈独秀的社会发展思想而言，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开解除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禁锢风气之先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进步的文化对积极向上价值观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而落后的文化则束缚人们的思维，进而阻碍社会的进步。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积淀在民族文化深层结构中的封建思想观念并未被彻底扫除，反而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丑剧的上演，在思想界出现了一股尊古复古的逆流。这使得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传统伦理纲常既是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障碍；帝制复辟之所以能够沉渣泛起，是因为其后有落后思想的作祟。随着西方思想的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唯意志论、生命哲学等大规模涌入中国，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人们对中国社会落后挨打的深层原因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重估。而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高举着“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陈独秀认识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所强调的义务本位、人格附从、等级尊卑的宗法社会伦理思想是与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格格不入的。因为现代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个性解放的历史，正是在个人取得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才促进了人类社会由蒙昧走向文明，而个体意识则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并成为现代价值精神和文明秩序的基础。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经济自由、法治、有限政府等一系列支撑西方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规范，无不以独立的个人为基础，但以宗法农业社会为根基的中国文化则匮乏这种自由独立的个体意识，导致中国在走向现代文明社会的进程中困难重重。因而，呼唤“个人”的觉醒，打破“人的依赖关系”，提倡个性解放，便构成了陈独秀启蒙工作的中心课题。
陈独秀以唤醒人们的个体意识为出发点，呼吁全社会对人的权利予以尊重。在《敬告青年》中，陈独秀将“自主”列为启蒙的第一主题，号召新时期的青年人去追求自由、独立的人格。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陈独秀则敏锐地将个人主义归为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而加以热烈颂扬。陈独秀的这一努力，不可避免地要与宗法农业社会所遵从的纲常礼教思想发生激烈冲突，并难以遏止地要从伦理道德领域蔓延到社会政治和整个文化领域，由此形成了对旧思想的强大冲击。因为个人权利最重要的体现就是独立自主权的不受干预，所以尊重个人权利必然需要一个民主的社会，必然要求社会从政治制度上予以改革来满足这种需要。同时，由于每一个独立自主的人都需要依据自己所掌握的科学知识理性地进行思考，自我掌控个人的行为，这就必然要冲破人身的依附和等级的束缚，并与宗教迷信和传统的纲常礼教思想，进而和一切保守的文化思想产生激烈的冲突。
陈独秀告诫人们，要追赶西方先进国家，摆脱落后状态，就必须同时重视科学与人权。因为科学与人权犹如舟车之两轮，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缺一不可。没有对科学的尊重，就不会获得真理；而没有对人权利的尊重，也不会有科学的发展 [5]。陈独秀的这一思想，无疑在当时起着开风气之先和振聋发聩的作用。以陈独秀的思想为先导，20世纪初的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蓬勃兴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这对于帮助人们冲破旧思想文化的束缚，树立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想观念，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的社会发展思想影响了一大批进步的中国青年，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坚持了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立场
五四时期，针对中国社会应走怎样的发展道路，学术界曾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学说迅速传入中国，并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的希望。但是，五四时期也是各种社会思潮十分活跃的时期，除了社会主义思潮之外，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实用主义、唯意志论、生命哲学等思想方法，各自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有自己的拥护者，使有着不同立场和思想方法的人们，在回答中国应走怎样的发展道路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论战、无政府主义论战等论争，即展现了不同观点之间的激烈碰撞。
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中，以胡适为代表的信奉自由主义的学者们，对革命存有戒心，他们希望社会进步能够以西方社会为模板，在资本主义框架范围内依靠点点滴滴的积累来实现。他们拒斥社会主义思想，认为将“主义”高悬的做法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有可能误国误民。但他们却忽视了西方自由主义本身便是宪法政治的产物、可以在合法秩序范围内推行“社会改造渐进工程”的这一事实，企图在没有宪法和法律制约的暴力政府以及一个匮乏基本共识的无序社会里推进社会改良，因而不可避免地要掉入一个乌托邦陷阱之中。陈独秀则认为，对于社会的改革，既要有“主义”从目标上予以定位，又要有实干精神从点点滴滴的具体问题着手，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且应该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更大的效能 [6]。实际上，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还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需要一个一个逐步加以解决。在胡适贬斥“主义”的时代，对问题的解决亦不具备良好的环境，在救亡的形势日益紧迫下，采取根本性的“主义”措施，为问题的解决创造一个良好的客观环境，便不失为一个合理的方式。陈独秀的论证，既肯定了“主义”的合理性，又强调了必须解决实际问题；既强调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又重视了实际问题的研究，这种态度是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观点相一致的。
而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研究系知识分子，从欣赏温和改良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立场出发，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在未来，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工业化、消除贫困，与此同时，还要大力推行生产协社，以资本企业和协社企业的并进来达至资本主义和协社社会主义之间的平衡，在调和劳资利益的基础上来消除阶级矛盾，进而避免社会的动荡。以此为出发点，研究系学人也反对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并由此引发了社会主义论战。在这场争论中，陈独秀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指出了研究系所列方案的不合理性。他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带来两极分化，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弊端；中国的社会发展应力求避免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弊病，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才能完成。陈独秀在这场争论中，维护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增强了人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持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们则从极端自由化的角度出发，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必要的纪律，幻想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一步到位地实行按需分配，因而也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陈独秀则同李大钊、李达、施存统、蔡和森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道，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在无产阶级专政、纪律与自由以及生产与分配上的错误观点，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论证了纪律与自由的辩证关系，正确指出了分配方式与生产水平之间的相适应性，并由此有力地维护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陈独秀以自己初步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托，以他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在与各种主义的争论中，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立场，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确立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论证了社会革命和建立革命政党的必要性
陈独秀作为一个爱国者和思想文化界的先驱，对于中国应该走怎样的发展道路，一直进行着苦苦的思索。随着对十月革命认识的深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陈独秀，在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军阀对中国的危害日益加重，资产阶级的剥削也日益残酷的情况下，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指出，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走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道路，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就是要以社会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资产阶级对中国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
陈独秀认为，一种新社会制度的建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靠空谈就能够实现的，必须采取实际的革命行动以强力推翻旧制度才有可能。他认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封建军阀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肆虐，以及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压榨等问题，靠和平的手段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广大无产阶级要摆脱自己牛马不如的地位，“只有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利用政治、法律等强力机关，彻底征服资产阶级后，才有将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废除的可能。” [7]为达到社会革命成功的目的，陈独秀认为不能盲目行动，特别是在无产阶级还处于弱势地位时，为了保护自己和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以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无产阶级均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有计划地开展革命运动。而这个无产阶级政党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在这个政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具备强大的战斗力，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每一位成员，则应该“愿冒自己生命的牺牲，去治驭政府，创新实业，从新建设”。 [8] 陈独秀在理论上对社会革命和建立革命政党必要性所作的论证，为中国革命的蓬勃开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舆论上的准备。同时，陈独秀还身体力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之中，并以两个儿子的生命为代价，为中国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巨大牺牲。正如毛泽东客观评价陈独秀的那样，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有历史功劳的。
四、总结了中国社会发展可资借鉴的经验
尽管中国社会只有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才有前途，但在陈独秀所处的年代，社会主义却是一项崭新的事业，不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社会主义制度闻所未闻，而且即便苏联也不过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已，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是没有可能从理论上予以明确回答的。陈独秀在担任中共领导人期间，对此问题同样也未进行回应。究其原因，一是社会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还提不上议事日程；二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才刚刚起步，缺乏可资总结的经验和材料；三是陈独秀繁忙的领导工作，也无法让他有足够的时间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看法。退出中共领导岗位后，特别是在陈独秀的晚年，他才终于有了足够的时间和历史间距来审视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