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坚持科学的方法，是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党的十六大适时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明确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激发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体现了我们党对“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的科学认识和回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达到的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发展目标是一项综合指标，对实现这一综合指标，我们既要充满信心，又要充分认识到面临的困难，努力设法克服困难，实现发展目标。在这一进程中，能否坚持科学的方法尤为重要。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及其所运用的科学方法，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导意义就在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所面临各种问题，既看到机遇又看到挑战，将手段和目的有机统一于建设的实践进程中，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而向更高社会发展目标迈进。
三、邓小平的国民素质观及其实践价值
国民素质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综合实力的表现，它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邓小平批判继承传统国民素质观的精华，借鉴西方国家国民素质观的合理成分，继承、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人的发展的论述，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深刻地论述了人的发展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逐步形成了国民素质观。
（一）邓小平揭示了提高国民素质的重大意义
邓小平始终把人才的发现、培养和使用，同党、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他深入分析我国国民素质状况，从不同层面阐述了提高国民素质的意义。
首先，综合国力强弱的关键取决于国民素质。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实力的总和。国民素质是综合国力的“活”指标，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国民素质的竞争。1985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了国民素质对综合国力的作用。邓小平提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邓小平的这一著名论断，在把提高劳动者素质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决定力量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国民素质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决定性因素。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
其次，中国事情办好办坏的关键取决于国民素质。国民素质问题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成败的战略问题。邓小平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出发，把劳动者素质同发展生产力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国民素质的高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1956年，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工人阶级必须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力量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时解放全体劳动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把接班人的培养和人的素质提到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生死存亡的高度。他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改革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这意味着，着眼于人的素质提高才能为实现现代化奠定基础。
最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发展与否取决于国民素质。我国社会主义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一直没有停止。因此，为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把提高国民素质摆在重要位置，教育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觉，不断提高国民的政治素质，筑起反和平演变的牢固防线。邓小平指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几代人身上。”“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总之，人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各项改革的成败与成效。通过提高国民素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是一重大战略措施。
（二）邓小平阐明了国民素质的核心内容
国民素质是一个综合概念，在一般意义上，它包括自然素质、社会素质、心理素质等多方面内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提出了培养和造就“四有”新人理论，对我国国民素质的核心内容给予了较为充分的思考。
“四有”新人理论科学地揭示了国民素质的内涵。邓小平对人的发展、素质的提高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的学校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人才观念发生了变化，需要对社会主义新人素质的内容有更明确的界定。1980年12月15日，邓小平提出：“要努力使我们的青少年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使他们立志为人民做贡献，为祖国做贡献，为人类做贡献。”1982年5月4日，根据邓小平的提法，中宣部在“全国文明礼貌月”总结会议中，提出要使全国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1983年4月，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创造性提出培育四有新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即“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1985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大会上即席作的讲话中，特地提醒：“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把“守纪律”改为“有纪律”，“四有由此成为社会主义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四有”理论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时期国民素质的基本要求。
有理想即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这是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地进行改革和建设的精神支柱，也是进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达到强国富民的政治优势所在。邓小平指出，“四有”中，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他又说：“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了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
有道德指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道德。有道德是全面发展一代新人的必备素质。邓小平多次告诫，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一定要加强各级各类学校的道德教育，帮助人们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规范，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他强调指出：要努力使我们的青年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使他们立志为人们做贡献，为祖国做贡献，为人类做贡献，从小养成守纪律，讲礼貌，维护公共利益的良好习惯。他还要求人们把祖国优良传统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转化为自己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关系，大力提倡共产主义道德。他说：“我们从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我们要向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努力宣传这种高尚的道德。”邓小平还注重从实际出发，区分不同层次、不同对象所应达到的不同的要求。他认为，对于广大国民来说，要力行社会主义道德；对于共产党员和广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来说，要重视和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
有文化即学习和掌握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科学文化知识。有文化是构成国民素质的基本条件。邓小平指出：“历史上的劳动力，都是掌握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我们常说，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讲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是现代化建设的决定因素，他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今天，劳动者只有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有纪律即要不断增强纪律、法制观念，自觉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和法律，维护社会稳定和文明进步的秩序。邓小平强调，“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么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同心同德，一心一意，没有纪律不行，我们过去革命就是靠纪律，而且是自觉的纪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最好的风气就是这个”。因此，要搞四个现代化，使中国发展起来，就要有纪律，有秩序地进行建设。“首先要向青年进行有理想、有纪律的教育。没有理想和纪律，建设四化是不可能的。”有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所以有理想、有纪律这两件事我们务必时刻牢记在心。有纪律最严肃的要求是遵守社会主义法制。
邓小平的“四有”理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理想给人们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水平提供精神动力；道德是全体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文化是基础条件，一个人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能更好地为国家服务；纪律是根本保证。“四有”相互促进、相互作用、协调发展，构成社会成员完整的素质结构。“四有”标准，是邓小平对国民素质的总体设计，即培养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文化、身体素质的综合素质的新人，它抓住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和灵魂，从根本上反映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才素质提出的基本要求，符合人类发展趋势对人才需要的理想选择。
（三）邓小平指明了提高国民素质的基本途径
国民素质的提高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执政党从社会发展层面上给以重视，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特别是每位公民的积极参与。对此，邓小平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就如何提高国民素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首先，发展生产力，为国民素质的提高奠定物质基础。每个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客观基础。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生产力在人的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离开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离开生产力的发展，而侈谈自身素质的提高只能是无源之水。邓小平明确指出物质利益对国民素质提高的客观作用。“真正到小康的时候，人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就会有很大的变化。”
其次，精神文明建设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保证。精神文明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民素质的提高有着物质文明无法代替的作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造就“四有”新人，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决定了国民素质的社会主义性质。提高人的素质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特有功能。邓小平历来十分重视两个文明一起抓，坚持两手都要硬，以达到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目的。邓小平认为，如果只有物质文明，而没有精神文明，就不能充分确证人类的尊严和崇高。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矛盾运动必须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过程中实现辩证的统一，“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这将直接影响到国民素质的提高。为此，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只有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才能保证当代中国国民素质“质”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