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说明问题，孟子又给齐宣王打了个比方。百姓没有水火便不能生存，黄昏夜晚敲开别人家的门户来求水火，没有不给予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水火遍地皆是。
孟子说：“搞好耕种，减轻赋税，可使民富足。按时食用，依礼消费，财物则用之不尽。圣人治天下，使粮食多如水火，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百姓哪里还会再有不仁者呢？”
孟子的比方和主张已经接触到了东夷人抗税不交，杀朝廷命官这个具体问题，因为齐宣王在破口大骂“刁民不仁”。
孟子指出，造成东夷悲剧的主要原因是赋税苛重，他说：“有征布帛之赋税，有征米谷之赋税，有征人力之赋税。君子应于三者之中择其一，那两种暂缓不用。倘同时用其二，百姓便会有因饥饿而死者；倘三种同时并用，则必父子离散，彼此难以顾及。荒年饥岁，官府不仅应酌情减免百姓的赋税，灾情严重者，还应开仓赈济，以资其不足。如今东夷数万亩土地惨遭雹灾，颗粒不收，百姓衣食无着，官吏照样催粮逼款，百姓岂有不反之理！……”
孟子本欲回避这个具体问题，但却难以回避，还是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好在齐宣王早有思想准备，二人不致舌辩一场。不仅如此，听了孟子的这一系列议论，宣王心中的怒气早已泄了大半，表情很严肃，很庄重，仿佛在平心静气地考虑该如何对待孟子这一番谆谆教诲，该如何处理东夷灾民的具体问题，该如何平衡调整各种政策……
第三，以仁政为规矩，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齐宣王的政事总不如意，类似东夷那样的事件层出不穷，或臣僚之间不团结，明争暗斗，相互倾轧，乃至动干戈；或臣僚对国君阳奉阴违，模糊了国君的视线，致使决策错误；或贪污受贿，假公济私，大量掠夺民财，侵吞集体财物；或生活奢侈糜烂，荒于酒色，不理政事；或社会秩序混乱，偷盗、抢劫、强奸、杀人、放火，民无宁日；或民众闹事，抢国库，捣署衙，杀官吏；或聚首山林，打家劫舍，弄得一方鸡犬不宁……这些虽都是部分的和局部的，尚未形成规模，但已经弄得齐宣王焦头烂额。究竟应该怎样治理一个国家，宣王带着这个疑虑和烦恼来请教孟子。
孟子借机发表了他的仁政演说。
纵有离娄①的目力，公输般②的技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纵有师旷③审音的耳力，如果不用六律④，便不能校正五音；纵有尧舜之道，不行仁政，也不能管理好天下。现在有些诸侯，虽有仁爱之心肠和仁爱之声誉，但百姓却不能受到他的恩泽，他的政治也不能成为后世的模范，就是因为不去实行前代圣王之道的缘故。所以说，光有好心，不足以治理政治；光有好法，好法自己也动作不起来；好心好法必须配合而行，《诗经》说过：“不要偏差，不要遗忘，一切都依循传统的规章。”依循前代圣王的法度而犯错误的是从未有过的事。圣人既已用尽了目力，又用圆规、曲尺、水准仪、绳墨，来造做方的、圆的、平的、直的东西，那些东西便用之不尽了；圣人既已用尽了耳力，又用六律来校正五音，各种音阶也就运用无穷了；圣人既已用尽了脑力，又实行仁政，那么，仁德便遍盖于天下了。所以说。筑高台一定要凭借山陵，挖深池一定要凭借沼泽；如果管理政治不凭借前代圣王之道，能说是聪明吗？因此，只有仁人应该处于统治地位。不仁者处于统治地位，就会把他的罪恶传播给群众。在上的没有道德规范，在下的没有法律制度，朝廷不相信道义，工匠不相信尺度，官吏触犯义理，百姓触犯刑法，国家还能生存的，那真是太侥幸了。所以说，城墙不坚固，军备不充足，不是国家的灾难；田野未开辟，经济不富裕，不是国家的祸害；如果在上位者没有礼义，在下位者没有教育，违法乱纪者都起来了，国家的灭亡也就在眼前了……
谈完了这个普通道理，孟子再次列举了伯夷避纣于北海之滨，姜太公避纣于东海之滨的典型事例加以证明，最后强调说：“伯夷与太公，乃天下最有声望之老者，二老者归西伯，是天下之父皆归西伯也。天下之父皆归西伯，其子孙何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
孟子侃侃而谈，谈得很兴奋，很激动，嘴角冒着泡沫，他仿佛要将自己的语言化作万丈飞瀑，从高山上倾泻下来，冲去齐宣王身上的一切污秽，使他变成一个焕然一新的齐宣王，一个仁德的齐宣王。齐宣王却沉默着，一手端着盖碗，一手拿着碗盖，碗里的蒸汽在升腾，在缭绕，在散去，在消失。碗里的茶由热变温，由温变凉，他也未抿一口。他也许正在洗耳恭听，屏息凝思；也许周身的热血都凝固了，全部神经都麻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