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认为，人民是与天齐平的，民便是天，其顺序为：人民——天子——社稷——诸侯——大夫。诸侯、社稷，他们的责任是造福于民，人民奉养他，祭祀他，是为了让他们为自己谋福利，倘他们不能很好地尽职尽责，人民便有权改立他们，所以孟子说“民为贵”。
本来嘛，人民是社会的根本，社会的主体；没有了人民，便没有天下国家的一切。
没有了人民，便没有人种地打粮，生产物质财富，天子、诸侯、大夫都会因无人奉养而活活地饿死，土谷之神也会因无人祭祀而不复存在。
没有了人民，天子、诸侯、大夫便都成了光杆司令，他们便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土谷之神是为五谷丰登而存在的，既然大地上没有了人民，他们也就失去了作用，无存在的必要。
所以，孟子大声疾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君权神授的封建社会里，孟子的呼声是大逆不道的，必然要引起天子、诸侯们的强烈不满与反对，齐宣王自然也很反感。然而，渐渐的他似乎也承认了这个事实，至少是在口头上、在理论上承认了这个事实。综观历史，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最高统治者，无不打出人民的旗号，以人民为标榜，将自己打扮成人民的代表和化身。当然，这多是欺世盗名而已。
在一次交谈中，孟子告诉齐宣王，作为一国之君，单使人民丰衣足食是不够的，倘以此为满足，这便与饲养猪牛犬马没有什么区别了。他要求国君必须打心眼里爱民，国君既号称“民之父母”，就应该爱民若子。其实，国君只为民父母，这是不全面、不准确的，还应为民之子，尊民若父母。离开人民的供养便不能活命，这还不是万民之子吗？
又有一次，孟子说，君子对于万物，爱惜它，却不用仁德对待它；对于百姓，用仁德对待他，却不亲爱他。君子亲爱亲人，因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因而爱惜万物。这里孟子要求国君对百姓既施以仁德，又钟以深情。
对百姓不仅要施以仁德，钟以深情，还要注重教育。孟子说，仁德的语言不如仁德的音乐深入人心，良好的政治赶不上良好的教育获得民心。良好的政治，百姓怕它；良好的教育，百姓爱它。良好的政治得到百姓的财富；良好的教育得到百姓的心。
第二，“制民之产”，“取于民有制”。
一天，齐宣王听取了一位地方官吏的汇报，地方官刚刚离去，孟子便进宫来了。只见宣王满脸阴云，怒发冲冠，独自一人在殿内走来走去。他不是在悠闲地散步，也不是在踱步深思，而是像盛夏时节，天气闷热，空中浓云翻滚，在迅疾地奔向一方，有似千军万马，听到了集合的号角，正在迅速集结，只待一声令下，便是一场厮杀血战。乌云愈积愈浓，天愈来愈低，愈来愈暗，变成了铅灰色，黑紫色，整个天地之间，弥漫、充塞着愤怒，即刻就要爆炸。起风了，是怒吼的狂风，大约狂风过后便是炸雷，便是倾盆大雨，便是毁灭性的灾难。齐宣王的腿抬得很高，步迈得很大，速度很快，而且不时地在殿内旋转，宽大的袍子带得呼呼风响。倘步进殿来的不是孟子，而是别的臣僚，他定会破口大骂，命他滚出去！他只觉得要呼喊，要杀人，要毁灭这个世界。见了孟子，他极力克制着自己，但仍未打一声招呼，半天不说一句话。
原来东夷有一处地方，今秋遭受了严重的雹灾，数万亩土地颗粒不收，农民因而难以缴纳赋税，邑宰再三催逼，捉去了许多带头抗税的人，严刑拷打。朝廷派去的官吏，催逼更紧，惩罚更甚，用刑更酷。官逼民反，百姓怒不可遏，杀死了跋扈的朝廷命官。齐宣王正因此而雷霆震怒。
孟子了解了实情之后，既未劝慰齐宣王，也没为东夷之民辩护开脱，更没为被杀之官吏愤愤不平。他避开了这个具体问题，向宣王谈了一些为君之道。
孟子告诉齐宣王，当年伯夷避开纣王，隐居于北海之滨，听说文王兴起来了，便说：“何不归到西伯（即周文王）那里去，我听说他是善养老的人。”姜太公避纣住在东海边上，听说文王兴起来了，亦说：“何不归到西伯那里去呢！我听说他是善于养老的人。”天下善养老的人，仁人们便把他作为自己的依靠了。孟子说：“每户有宅五亩，墙边屋角栽桑植麻，妇女养蚕织布，那么，老者则足以有丝帛可穿。每户养五只母鸡、两头猪，饲养、繁殖无失其时，则老者足以有肉蛋可食。百亩之田，男子耕种，八口之家，可以足食。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在于其制田亩制度，教民栽种、畜牧，引导其奉养老人。五十者非丝绵不暖，七十者非肉蛋不饱。穿不暖，吃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苦，将文王尊之若父，感之若天，愿为文王效犬马之劳，虽肝脑涂地而不辞！如此一来，霸诸侯，王天下，有何难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