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能够知道这么多这方面的情况，要归功于一位名叫克莱利亚？杜埃尔？莫舍的杰出女性，她在30年里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况；而她自己则是在最近才被学者们发现并加以分析研究的。莫舍生于1863年；像维多利亚时期的所有女孩一样，他也听从了父亲的建议，中学毕业之后就留在家里经营着一个小型花房的生意。后来，在攒够了钱之后，她又离家去上了大学和医学学校。她曾在韦尔斯利、威斯康星和斯坦福大学就读，并且先后获得了生物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后来又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得了医学文凭。她在斯坦福大学工作多年，对妇女健康问题很感兴趣，并对与她年龄相仿的（在1860-1870年期间出生）、受过教育的女性的生育和节育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她调查的对象都是中学毕业，大多数还上过一些大学，而且都嫁给了受过良好教育的男士。
莫舍的调查非常直接地显示出，所有这些妇女都确实有意识地通过采取避孕措施和限制性生活频率来控制生育。1955年，金西[19]也对同一年龄段的、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做过一个调查。与金西的调查对象相比，莫舍的调查对象的性生活频率只有一半——大约每星期一次，而金西的调查对象的性生活频率是每星期两次，但是也很少有人禁欲。她们的避孕措施也有很多种类。在大约三分之一的调查对象中，避孕主要是“男性主导型”——使用安全套，和/或者是在最后时刻抽出；这两种方法都不太可靠，因为当时安全套的质量很不可靠。其余的调查对象依靠“女性主导型”技巧，主要方法是事后冲洗和计算受孕期。（虽然医生们还不明白有关女性排卵期的道理，但统计对象的数据显示，把计算受孕期与控制性交频率结合起来的方法与其他已有的避孕方法基本上同样有效。）另外，也有很少一部分人在试验更新型的避孕器具，如子宫帽等；子宫帽直到20世纪才被人们使用。莫舍没有调查这些妇女堕胎的情况，但有资料表明，这一群体中的堕胎率相当低。
莫舍的调查数据不仅证实了人们长期以来的推测，同时也有几个让人们感到吃惊的地方。她的数据明确地支持了人们通常的假设，即中产阶级妇女中生育率的下降是一种有意识的经济战略。除了婚姻对这些夫妇们的约束以外，我们有理由设想，维多利亚时代公众观念中对性行为的约束已经演变为支持一种“谨慎负责的爱”。但是，莫舍的调查对象对禁欲的依赖很小，而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工的避孕技巧；这种对人工避孕的依赖程度不仅大大高于历史学家们原先的假设，而且也远远早于控制生育的“先锋”玛格丽特？桑格[20]。如果有关资料正确的话，那么这些妇女中较低的堕胎率也与历史学家们原先的推测正好相反。最后一组有趣的数据显示：一旦莫舍的调查对象们进入了绝经期，她们的性生活频率就与金西的调查对象一样高，而且几乎与她们刚结婚头几年的性生活频率一样高；这再一次说明前些年较低的性生活频率是有意识地加以调整的战略，而不是普遍的假正经的结果。
在这样一个正式的、过分拘谨的社会里，卡通式的性爱、带束腰和裙撑的衣着标准在中产阶级妇女们看来尤为古怪和不合时宜；对于不断增长的妇女独立意识来说，这可能是幼稚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作为消费者、生活方式的管理者以及性伙伴，妇女们在家庭范围内采取的一些控制措施已经正在转变成为一种明显的、更大范围内的公众决定，涵盖了投票、生育控制、节欲等方面。到20世纪初的时候，这种能量又将在更大的范围内溢出，从而形成一个以妇女为领导的社会改革进程。
最近，一位分析家谈到了近代中国的情况，“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有能力在生活中享受一点小奢侈品了，中国的国内经济正在成为自身增长的一个强劲有力的发动机。”19世纪，面对一个以消费者为驱动力的良性的经济循环，美国是一个开路的先锋；而且，它为实业家和金融家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需求订单——获得前所未有的更大的规模，同时也要有更多的产品种类和更高的精度标准。技术的挑战是企业管理者们很少能够应对的一个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公司必须集合所有新型的管理和技术力量。也就是说，消费者时代只能与公司时代一同到来。
注：
[1] 约翰？沃纳梅克（1838-1922），美国商人，以男装经营扩展成为最早的百货商店之一。他曾任美国邮政局长（1889-1893年）。——译者注
[2] 爱德华？法林（1860-1937），美国商人，他创建了一个成功的织物类商店──威廉姆法林和索斯公司，并掀起了美国的信贷工会运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