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去世的时候，这个国家还徘徊颤抖在现代性的边缘；但就在30年之后，它已经实现了跨越。这个变化真是让人惊愕。
焦虑
美国人的流动性也有负面的影响，那就是对于身份地位的焦虑。一个人的地位与其父亲的社会地位之间的确定联系，以及与一个人的地位紧密相连的可靠的行为指南，都将随着这个人的流动而不复存在。这种心理上的代价是非常沉重的。与以往一样，德？托克维尔也是最早注意到这一点的人之一：
民主不光让每个人忘记了他的祖先，还掩盖了他的后代，并且也将其与同龄人分离开来；它把他永远地扔回完全依靠自我的境地，并且还威胁要最终将其完全束缚在内心的孤独中。
但是，感到焦虑的并不只是那些正在寻求出路的人。在19世纪40年代，有一个长期从事研究的、半官员似的伦理学家亨利？沃德？比彻，说起话来就像是当今伊斯兰教的一个阿訇：
我们平整了我们的街道，建起了我们的学校，支持我们所有的地方法律，年轻人也是我们的；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兄弟，我们的看门人、职员或者学徒……但是，到处都是人们之间的竞赛，他们的竞赛场地是剧院、杂技场、赛马场或者是赌桌……这种竞赛的本质是破坏，那些生活在腐化之中和之外的人……当他们在使这些年轻人腐化堕落的时候……我们有勇气说我们不愿意他们这么做；勤奋和诚实比老练的流氓行为要好——但是，他们的话却激起了我们的愤怒：为什么不去操心你们自己的事？为什么来管我们的闲事？
比彻的愤怒中所含的讽刺，或者说尖刻，也反映出他自身的脆弱。虽然他在忠告建议手册中有力地谴责了那些诱奸者，但他自己却因卷入了19世纪70年代一系列诱奸会众的丑闻而声名远扬。他好像还是一个购物狂。他不停地到处举行讲座，宣扬谨慎和节俭，但自己却没完没了地要求当时标准最高的讲座费用，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满足他自己有数额巨大的花费。我们希望他是一个扭曲的灵魂——这样至少还可以激起我们的一些同情。
美国曾经是由众多的小城镇组成的；在这些小城镇里，社会等级差别很大，而地方观念也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但是，这个国家在社会和地理上的极大的流动性正在创造一个“水平的”社会。当所有男人或者女人都自由地、不断地让他或者她自己获得娱乐消遣的时候，一个人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也不担心他正在与谁见面。克伦？哈尔图宁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题目是《自信男人与涂脂抹粉的女人》；这个研究描述了美国在维多利亚时代形成的精细的社会礼节，以及对社会信号进行严格管理的各种体系，以区分谁是真诚的，谁是虚伪的，谁是危险的。
财富迅速转变为纸币形式也使这种焦虑变得更复杂了。由于害怕上当受骗，在世纪中期出现了一种直率而简单的倾向；但可笑的是，后来当人们发现真正的骗子经常以最真诚的面目出现时，这种倾向就突然转变成了一种焦虑——这种转变还催生了大量荒谬可笑的指南：教人们怎样根据他的脸或者她的手来识别那些不诚实的人。到19世纪70年代时，中产阶级可能已经习惯了这种变化，因为他们开始嘲笑自己原来判断正误的标准，并且浮夸自负的倾向也开始积聚了。
但是，中产阶级的焦虑仍然有充足的基础，在传统家庭生活的核心观念面前犹豫不前是有些焦虑产生的原因。继续对孩子严加管教和控制，并在提高他们的教育上投资——这是中产阶级生活战略的主要因素——对于大多数家庭成员数量不多的夫妇来说都是切实可行的。他们不仅没有让孩子尽早为家庭在经济上做出贡献，而且还延长了他们依赖父母的时间。威廉？迪安？豪威尔斯笔下的巴兹尔和伊莎贝尔？马奇比大多数中产阶级都更富裕一些，也很喜欢自己的生活方式——伊莎贝尔还有能力从事文学创作活动，而且头脑灵活具有适应性，还考虑要移居纽约。我们肯定无法想像他们只生了三个孩子这一事实是一个意外；因为，如果他们的孩子再多一些，那么移居纽约就会更多一些风险。
在整个19世纪，美国的生育率一直在稳步下降，但生育率下降在不同时期也有着不同的原因。在19世纪前半期，生育率下降是因为受到了马尔萨斯[18]人口论的影响；在当时的晚婚和女性早逝这些现象中也可以寻到这种影响的痕迹。但是，在19世纪后半期，生育率的下降趋势看起来却像是人们有意所为，因为这一下降趋势主要集中在中产阶级家庭。把孩子的夭折率考虑进去，中产阶级的生育率可能还达不到维持人口平衡的水平，或者还达不到美国今天的生育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