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英国工厂的规模比较小，这也阻碍了机械化的实现。机械式的熔炉加料器和自动化的轧钢设备都太昂贵了，只有那些最大型的工厂才能用得起。美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也有利于大型的工厂，因为大型工厂可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德国的工厂规模也非常大。英国钢铁业的下滑本身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波普尔韦尔和金斯都注意到，美国工业的高增长率也创造了持续的、对新工厂的需求，所以美国的工厂普遍都比英国的竞争者新得多。德国的高增长肯定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
最后，更多的怀疑指向了英国的工人和管理者。大多数公正的观察家都认为，与英国的同行相比，美、德两国的工人和老板们受到了更好的教育，对于科学进步也持更加开放的态度。而在英国的所有工厂里，工人的反抗和工会组织的阻碍是实现机械化的一个重大的障碍。早在19世纪70年代，比尔？琼斯上尉就警告卡内基工厂里的老板们，让他们“必须尽量远离英国人，因为他们会固执地要求高工资，满足于小规模生产，还喜欢罢工。”坚持传统的工匠实践，就像轻武器制造业的情况那样，倾向于更加专业化、小市场的产品。一些同时代的人甚至担心英国的工人是一个“明显退化的种族。”但是，如果这是真的，英国的管理者在这种退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就更大了。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企业家浪潮已经明显衰退了。守旧派的管理者们都有意或者无意地默许甚至纵容他们的工人墨守他们已经适应的东西——规模较小的工厂、老的方法以及俱乐部会员式的文明竞争。毫无疑问，地理因素也限制了铁路的效率，而铁路的组织情况也很糟糕，空驶率很高。正如一位专家所说的那样，“英格兰以外的人们会问：‘节省了多少？’；而在英格兰，第一个问题是：‘成本是多少？’”一位有同情心的美国人对英国钢铁业人士中的“悲观主义和缺乏勇气”深有感触。
同样的下滑在英国的整个工业中都能看到。在19世纪中期，英国在无机化学（氨水、苛性钠和硫酸）方面处于世界领导地位；但当19世纪70年代索尔维的技术[5]出现之后，它却没有能够及时调整以跟上潮流；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德国和比利时的制造商就获得了20％的成本优势，而且对环境的破坏也小得多。美国人也在19世纪90年代末奋起直追，开始采用索尔维的技术，后来甚至使用了更新的电解技术。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发电工业：1884年，一个名叫查尔斯？帕森斯的英国人发明了蒸汽轮机这项关键技术；但是，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和西屋公司以及德国的西门子公司却很快就在发电工业获得了支配地位。在农业方面，英国都是小块的农田；而且其布局与铁路网一样，也集中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所以在美国的工厂化农场上普遍使用的大型收割机在英国无法使用。也有一些失败之处是由文化造成的。20世纪初期，美国用机器制造的鞋子大量出口到英国；作为应对措施，英国人转而寻求美国的制鞋机器，从而一直未能实现美国人的生产力水平。
最后，英国的相对下滑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保护性关税被各国广泛使用，特别是对钢铁的关税；尤其是，美国和德国经常针对英联邦国家征收保护性关税，而这些国家虽然也有些变动，但总体上还是坚定地拒绝背离它们的自由贸易原则。
关税问题
1846年，罗伯特？皮尔废除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谷物法》[7]；在那之后的15年里，英国逐步取消了对贸易的所有限制。到美国内战结束的时候，英国已经成为有史以来自由贸易国家的一个最纯粹的榜样；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外，它一直坚持这一立场，直到1931年。自由贸易运动根植于多种混杂的意识形态中：改革新教主义（认为关税干涉了上帝的影响力的发挥）；反政府的自由意志论（认为间接的税收会滋养出大政府）；以及“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经济论。到重要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和爱德华七世时代[8]，自由贸易已经固化成了宗教信仰——还有改革家理查德？科布登[9]作为它的保护神，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繁荣作为其回报。
20世纪初，德国和美国都实行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在钢铁业，从而让英国的这一承诺面临严峻的考验。然而，德国和美国的政策也有很大的差别，而他们与英国的自由贸易体制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政策；直到今天，这些政策还在不断地引起争议。
美国从一开始就把关税作为它的一项主要收入来源，但是它的商人和种植园主们的巨大利益超过了华而不实的保护主义的利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了著名的“新生工业”的论断；1792年，他提出的关税计划虽然扩大了受保护商品的范围并提高了生产率，但平均关税仍然只有进口商品的价格的大约10％。只有在内战期间，当北部的制造业利益在国会赢得了控制权，美国的政策才转向了保护主义。在19世纪剩余的时间里，美国的关税一直非常紧固，钢铁业尤其明显地排外。例如，1864年钢轨的关税为45％，1870年转变为每吨28美元的固定关税。由于钢轨的价格在下跌，所以28美元的固定关税成为进口商的一个越来越大的障碍，占到英国钢轨出口价格的7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