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美国的政策在内战之后转为保护主义时，这种关税就不再是掠夺性的了。由于国内对钢有着极大的需求，所以剩余的产能很小；而国内的价格较高，所以钢铁企业也不习惯于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口（“倾销”）。直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钢铁才有一些出口，而且大多数都出口到了加拿大和拉丁美洲；卡内基钢铁公司直到1900年才大举进入世界市场。那一年，美国的国内钢铁市场突然出现了衰退，从而使出口跨越了一大步；但当美国铁路开始复兴时，钢铁出口量立刻又下降了。只有在成立了美国钢铁公司之后，美国才系统性地努力增加美国钢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美国的钢铁出口在第一次大战之前的几年开始稳步增长，而且出口价格经常比国内的价格还低。
在另一方面，德国执行的却是有意的掠夺性政策，而且针对的目标明显是英国。俾斯麦新创立的普鲁士-德意志帝国是当时欧洲最令人生畏的强国，也是在钢铁工业的规模和效率方面唯一能与美国相匹敌的国家。它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钢铁业政策与日本在一个世纪之后对半导体工业发起的攻击非常相似。生产被集中到了少数几个大型的企业联合公司，而这几个企业联合公司又与政府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国内实行高价格，再用获得的利润支持降价出口。例如，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德国国内的钢轨价格平均比出口价格高出25％-30％。通过这种典型的卡特尔模式，德国开始赢得在欧洲市场上的支配权，而这种国内外的价格差距也随之逐步缩小。
英国发现自己受到了来自东、西方的两面夹击。美国的保护主义逐渐把英国赶出了庞大的北美市场，而德国也凭借自己的掠夺性政策和地域优势抢走了英国在欧洲和俄国的许多传统的客户。到1900年时，德国的钢产量已经比英国多出了大约30％，而美国的产量则是英国两倍多。从那时起到1913年，美、德两国的钢产量都增长到了原来的三倍，而英国则只增长了6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的出口是英国的将近两倍，几乎相当于英、美两国的总和。而且，英国的钢出口很多是钢制成品；而这些制成品所用的通用钢则是从德国或者美国进口的，但销售却与此不成比例，大多在大英帝国内部销售。用现在的行话来说，英国的钢铁业在一战前的那些年发生了“空穴化”。英国的化学工业——虽然规模比钢铁工业小，但也同样非常重要——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例如，在1897年丁格尔的关税政策出台后，英国出口到美国的苏打粉下降到了不足原来的五分之一。
20世纪初，虽然英国也针对设立掠夺性关税的国家采取了一点报复性措施——即所谓的“公平贸易”，但它自身的政治和商业传统还是让它断然拒绝回归保护主义，所以也显得更加非同寻常。拒绝回归保护主义也部分地关乎到它自身的利益——纺织品制造商担心一旦爆发贸易战，他们将失去原材料供应；英国的钢制成品制造商愿意以较低的价格进口通用钢；工会组织一直支持自由贸易以使工人们能买到便宜的食品。但是，拒绝保护主义还有很深的思想意识方面的基础和根源，而且这种深度还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上升到了纯粹的知识和高度抽象的理论层面。正如伦敦的《泰晤士报》所说的那样，“保护主义……也将带来它自身的惩罚。不管我们如何，自然会报复法国的。”英国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传奇性的教授，如马歇尔、皮古、杰文斯等，都指出了贸易限制措施的愚蠢性，坚持认为英国的工业只是在经历一个“自然的”调整过程。温斯顿？丘吉尔也担心：英国的各个部门和议会现在“还是童贞之身，因为他们还没有受到勾引”；但如果那些鸨母保护主义者们大行其道的话，他们又该如何做呢？
20世纪30年代末，剑桥大学研究钢铁业的历史学家D.L.伯恩对钢铁的公平贸易之争进行了彻底的研究，但他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却存在着问题。他的分析并没有错误，但是却忽视或者有意忽视了与其理论假设相矛盾的事实。正如这位教授所言，一些观点是不正确的：英国无法再得到低成本的铁矿；英国的钢厂已经达到了最合适的规模；他们否认德国是在倾销——因为理论称这是不合理的——在已有的数据面前是站不住脚的。
伯恩并没有反对基本的自由贸易立场。相反，对于那些教授们的自鸣得意的自信、他们对于事实的疏忽、以及他们自以为是地确信德国人最终将认识到掠夺性的贸易有违他们自身利益，伯恩还进行了攻击。同时，他确定不疑地指出，核心问题仍然是英国的钢铁制造商对于德国人的攻击反应迟钝。例如，要利用英国蕴藏的低成本铁矿，美、德两国就需要对自己的生产线的规模和结构进行全面的重组，而英国的钢铁业商人们毫无疑问是没有这样的胃口的。当伯恩在推测使用关税来保护工业重组的可行性时，他也承认自己对其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接下来，美国和欧洲都发生了“临时性保护”行动，这也证实了他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