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百姓饥贫，主要是因为国家抽税太多；百姓难以治理，主要是因为侯王不顾民间权益，朝令夕改，妄为扰民；百姓冒死反抗，主要是因为侯王养尊处优，腐化堕落，而不顾天下百姓的死活。
所以，与那些“为之而有以为”，与民争利，横征暴敛的侯王相比，圣人以“慈、俭”律己，不为先而处后，“以百姓心为心”，怎能不得到百姓的拥戴，而为天下贵呢？
可见：法治的根本和基础在于：以“道”、“德”治天下。
治国之策，其涉及的关系错综复杂，其应用的形式千变万化，其施行的难度超乎想象。
侯王当国，处万乘之重，遵行大道，制定国策，使万物自化，天下自定，关键就在于“得一”，在于“以下为基”，“以民为本”，“得一为天下正”。既然每一项国策都与民生息息相关，每一项政令都影响百姓的生活，那么侯王怎样做，才能“得一”，才能像天降甘露一样，使人民受惠而“不知有之”呢？
善待百姓，应当恪守以下三项原则：1、柔弱处上；2、损有余以补不足；3、受国之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