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李端叔书
轼顿首再拜。闻足下名久矣，又于相识处，往往见所作诗文，虽不多，亦足以仿佛其为人矣。寻常不通书问，怠慢之罪，独可阔略，及足下斩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书，又复懒不即答，顽钝废礼，一至于此，而足下终不弃绝，递中再辱手书，待遇益隆，览之面热汗下也。足下才高识明，不应轻许与人，得非用黄鲁直、秦太虚辈语，真以为然耶？不肖为人所憎，而二子独喜见誉，如人嗜昌歜、羊枣，未易诘其所以然者。以二子为妄则不可，遂欲以移之众口，又大不可也。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已，何足为损益。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足下又复创相推与，甚非所望。
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无乃闻其声不考其情，取其华而遗其实乎？抑将又有取于此也？此事非相见不能尽。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必喻此意。岁行尽，寒苦。惟万万节哀强食。不次。
【译文】
轼顿首再拜：我听说您的大名已经很久了，又常常在熟人之处看到您所作的诗文。虽然我读到的并不多，但也能凭此大概了解您的为人了。平常我不寄信给您表示问候，这怠慢失礼的过错还可宽恕不计。等到您正处在居丧的痛苦中时，我也不能有一个字的安慰给您，舍弟子由来时，承蒙您先赐惠函，但我又一再怠惰地不即予回信，我的愚钝与失礼，竟到了如此地步。然而您始终不嫌弃我而与我断绝往来，又劳您再次寄来亲笔书信，对我愈加尊重，读了您的信，我羞愧得脸发烧、汗直冒。您才气高、见识高明，不当随便赞许别人。莫不是因为黄鲁直、秦少游他们那么说了，您就真的认为我这样好吗？我不才，受到别人的憎恨，而他们两位先生偏偏喜欢称赞我，就像有人喜欢吃昌蒲做成的腌菜，有人喜欢吃羊枣，却无法随便追究他们为什么这样的原因。凭着黄、秦两位先生的推誉来妄加夸赞，就已经不妥了，竟要用这推誉之言改变众人的评说，就更不妥了。
我年轻时，读书、写文章，纯粹是为了应举而已。考中进士以后，贪求得到更多而不想就此终了，又去应制举对策，其实有什么意思？而这制科的名目称作“直言极谏”，所以常常不厌其烦地说古论今，考辨论列是非，无非是为了应付那名目而已。人就苦于没有自知之明，靠着这点本事满足了愿望之后，于是就自以为确实具有这方面的才能。所以我议论不休地直到现在，就在这件事上犯法而获罪，差一点死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宫”的故事，真令人好笑。然而世人竟认为我要想在是非争论中为自己树立名声，那就错了。胡乱地评说利害得失，这正是制科之人的习气。好比应时而动的虫鸟，自己要叫就叫，不叫就停，哪里能对人们造成什么损害和补益？我常常埋怨如今一些人对我过于看重，而您又一再这样地称赞我、评价我，就愈加不符合我的实际情况了。
自从获罪以来，我自然便严重地与世隔绝了。我乘上小船，穿着草鞋，尽情漫游于山水之间，与樵夫、渔父一起相处，虽常常被那些装醉作痴的奸佞之人鄙弃和漫骂，而自己却总是为渐渐不被人所知而高兴。平素的亲友没有一个字寄来给我，即使有信给他们也得不到回信，自己庆幸或许可以免去尘扰了。而您又重新来推崇我、称赞我，与我所希望的极不相符。
树上长有疤瘩，石块上呈现出圈纹，犀角两头相遇，从而以此博取人们的赞美，但这都是树、石、犀角的病态。我在贬谪期间无所事事，便冷静省视，回顾这三十年以来的所作所为，发现多半属于这样的病态。您所看到的，都是过去的我，不是现在的我。岂不是光听到我的名声而不考察我的实情，取了华丽的外表却不顾内在的本质吗？或是还要在这赞美中又有所得？这些事情，不见面就无法说得清。自从获罪后，我不敢写片文只字，这信虽算不上什么文章，可是信笔写下这些想法，不知不觉已满数页，也不必给别人看，想来您一定能明白此中意思的。一年将要过去，天气冷得厉害，希望您千万千万要节哀，并尽量吃些东西。语无伦次地说到这里。
【题解】
《答李端叔书》写于元丰三年（1080）十二月，即作者被贬黄州次年冬。这封信旨在谢辞李之推誉，然而在一再的申述中，却主要表现出了自己以口舌失官的无奈与无聊，以及因获罪而得以深自闭塞、放浪山水的有幸与有慰，驱使唯心，无不如志，满纸肺腑语，发尽心中感触。“齐虏得官”一典，从反面自嘲，又譬之时虫候鸟，从正面自申，妙语解颐中，自见得合情合理。此文可谓怨而不怒，气韵自然，神气超远，笔势奇横，读来有行云流水之感。
苏轼小传
苏轼（1036—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省）人。苏洵之子。嘉祐二年（1057）与弟苏辙同登进士第。后考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中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累官杭州通判，知密、徐、湖三州。神宗元丰三年（1080）御史台兴“乌台诗案”，苏轼被以“谤讪朝廷”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祐初，哲宗年幼，高太后主政，起用反对熙宁变法的旧官，苏轼受到太后特别的器重，累官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礼部尚书。但苏轼又不赞成司马光尽废新法，因政见不合，就主动请求出知杭州、颍州等地。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改元绍圣，罢“元祐党人”，苏轼于绍圣初年（1094）四月以“讥斥先朝”罪贬知英州，尚未到达贬所，八月又贬惠州，绍圣四年四月再贬儋州。在儋三年，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徽宗朝立“元祐党人碑”（罪人碑），苏轼碑上有名。高宗朝才得正名，赠太师，谥文忠。
苏轼的诗、词和散文都代表北宋文学最高成就。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
苏轼的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苏轼和秦观的永别
绍圣元年至绍圣四年（1094－1097），由于“新党”重新执政，苏轼作为“旧党”领袖人物被贬到南方荒蛮之地，作为“苏门四学士”之首的秦观被列为“余官之首”受牵连。苏东坡最终被贬到儋州，秦观最终被贬到雷州，师徒各处一端，隔海相望。
苏东坡、秦观师徒二人都因为党派之争而受牵连，他们一生都被卷入了无情的政治漩涡之中，苏东坡甚至被流放天涯海北，但是他能随遇而安，没有悲观。反观他的学生秦观，就没有老师这么乐观了。在被贬雷州之后，本来就充满忧郁和憔悴的秦观就变得更加绝望和消沉了。也许是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或者已经决定要离开这个无可留恋的世间，秦观就自作挽词，奏起生命将终的哀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