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小传
曾巩（1019—1083），自称“家世为儒”，祖父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史称巩“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18岁时，赴京赶考，与随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识，并结成挚友。20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欧阳修见其文笔独特，非常赏识。欧阳修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自此名闻天下，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庆历七年（1047），其父去世，其身为次子，只好辍学回归故里，尽心侍奉继母。曾巩少年时与王安石为密友，登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直至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会试，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才与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进士第。
嘉祐四年（1059），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五年，由欧阳修举荐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理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和《列女传》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
熙宁二年（1069），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熙宁五年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知州。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他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致力于平反冤狱、维护治安、打击豪强、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驿馆、修缮城池、兴办学校、削减公文、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拥戴。
元丰三年（1080），改任沧州（今河北）知州，途经京城开封时，宋神宗召见。宋神宗对其“节约为理财之要”的建议大为赞赏，留任为三班院勾判。元丰四年，朝廷认为“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任为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同年九月，遭母丧，去官。次年，病逝于江宁府（今南京）。后葬于南丰源头崇觉寺右。南宋理宗时追谥为“文定”，人称“南丰先生”。
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有些不同看法。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
曾巩与欧阳修、王安石
曾巩的成长，得益于欧阳修的培养提携。
北宋初年的文坛，文风靡糜。至北宋中期，欧阳修等人倡导古文运动。曾巩在孩提时就闻欧阳修的大名，待到年长拜读了欧阳修的大作后，更为他的学识所折服。庆历元年（1041），曾巩入京游太学，写了一篇《上欧阳学士第一书》，并附文数篇呈献欧阳修。欧阳修见其文，奇之，认为曾文气势澎湃，虽有滥用辞藻之不足，但只要稍加疏导，将会更有成就。次年，曾巩科举落第，欧阳修专门写了《送曾巩秀才序》，批评了当时陈腐守旧的考试方法和录取标准，赞扬曾巩“思广其学而坚其志”的志向。之后欧阳修还向宰相杜衍推荐曾巩，称“进士曾巩者，好古，为文知道理，不类乡闾少年举子。”“阁下志乐天下英材，如巩者进于门下，宜不遗之。”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痛革科场积弊，录取了曾巩和曾布、曾牟三兄弟。嘉祐五年，他又保举曾巩任馆阁校勘。在欧阳修的奖掖下，曾巩文思日进，才华大展，成了北宋著名的文学家。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这两句诗，是欧阳修题赠王安石之作。欧阳修在这里借用了李白、韩愈的文名，称赞王安石杰出的文学才华。
欧阳修是通过曾巩的介绍才知道和结识王安石的。曾、王交谊深厚，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举进士第，其后，曾巩两次致信欧阳修举荐王安石。庆历六年，欧阳修贬知滁州，曾巩来到滁州，把王安石的文章带给欧阳修评判。欧、王二人，日后政见并不相同，但终生诗文赠答，书信往来，维持深厚的个人友谊。欧阳修死后，在众多的祭奠文章中，感情最深、写得最好的，应算王安石的《祭欧阳文忠公文》。
曾巩作品精选
墨池记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
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其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如何哉！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译文】
临川郡城的东面，有块缓缓高起的高地，下临溪水，名叫新城。新城的上面，有一口低洼的长方形水池，称为王羲之墨池。这是南朝宋人荀伯子在《临川记》里所记述的。王羲之曾经仰慕东汉书法家张芝，在此池边练习书法，池水都因而变黑了，这就是他的故迹。难道真的是这回事吗？
当王羲之不愿受人勉强而做官的时候，他曾遍游越东各地，泛舟东海之上，以快心于山光水色之中。难道当他逍遥遨游尽情游览的时候，又曾经在此地休息过吗？王羲之的书法到了晚年才渐入佳境，看来他所以能有这么深的造诣，是因为他刻苦用功所达到的结果，而不是天才所致。但后世没有能及得上王羲之的，恐怕是他们所下的学习功夫不如王羲之吧？看来学习的功夫怎么可以少呢！更何况对于想要在道德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的人呢？
墨池旁边现在是抚州州学的校舍。教授王君深怕关于墨池的事迹被湮没无闻，就写了“晋王右军墨池”这六个大字悬挂在门前两柱之间标明它，又对我说：“希望有篇叙记文章。”我推测王君的心意，莫非是因为爱好别人的长处，即使是一技之长也不肯让它埋没，因此就连他的遗迹一并重视起来吗？或者是想推广王羲之临池苦学的事迹来勉励这里的学生吗？人有一技之长，尚且使后代人尊崇到这般地步，更不用说仁人君子们留下来的风尚和美德会怎样地影响到后世人呢！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作记。
【题解】
《墨池记》是以“记”名篇、叙述结合的说理文。仁宗庆历八年（1048）九月，曾巩来到临川，凭吊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墨池遗迹。州学教授王盛请他为“晋王右军墨池”作记。作者由叙述墨池遗迹，进而阐明王羲之书法卓异并非“天成”，实乃得力于苦练；并进而推论，欲深造道德，更须努力于勤学。文章即事生情，反复唱叹，题小意宏，言近旨远，最后以“仁人庄士”的流风遗韵恒久沾溉后世作结，委婉多姿，饶有余味，体现了作者温醇典重、谨严明洁的一贯之风。
作者首先介绍了墨池的处所、形状及其来历。“临川之城东”至“《临川记》云也”，其中用“有地隐然而高”和“有池洼然而方以长”分别形容地势的突起和水池的低深，宛如一位高明的画师，寥寥几笔就勾勒出墨池的鸟瞰图，富于立体感。又征引南朝刘宋人荀伯子的《临川记》，说明这墨池的来历非虚。
文章进而由物及人，追忆王羲之弃官返乡的一段经历，充分证明了业精于勤的深刻道理。
末段在点明撰文由来后转入议论，作者阐明王盛用意时，也用了推测性语气，显得委婉深沉，语重心长，悠游叹赏，而又更切合于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