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样说，也几乎这样做。9月23日，是他们的结婚日。这一天，托尔斯泰几乎一天没有露面。突然他来了，对着索菲娅，倾诉他的内心痛苦。他是用了一种几乎折磨人的方式。他对索菲娅说：“这一切可以停止和挽回，还来得及。”索菲娅不明白：“您怎么回事？”托尔斯泰断续地说：“我不由得不想，我配不上您。您不可能愿意和我结婚。想一想吧，您也许错了。要是……就不如说出来的好……”索菲娅不尽然领会托尔斯泰的心情：“您是要反悔……您不愿意？”托尔斯泰肯定地说：“是的，要是您不爱我的话。”索菲娅受不了了，“您疯了吗？”索菲娅追问他：“您在想些什么，把一切都告诉我。”托尔斯泰喃喃地说：“我想您不会爱我的。您怎么会爱上我这样的人呢？”这一切叫索菲娅毫无办法，“我的上帝，我怎么办才好呢？”她哭出声来了。
当然，婚礼最后还是举行了。不过，婚礼进行得并不顺利。当新娘将一切都打扮好之后，却听不到新郎在教堂等候的消息。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仍没有消息。索菲娅联想到托尔斯泰当天的表现，闪过了一个念头：他跑了。就在这时，一个仆人跑来，要打开已捆好的箱子，为托尔斯泰找一件干净衬衣。原来该换的衬衣忘了取出，让仆人到街上买时，正碰上礼拜天，所有商店关门，这才又过来取衬衣。又等了许久时间，新郎终于到了教堂，婚礼可以举行了。
托尔斯泰在他伟大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里，有一段结婚场面及主人公心理的详细描写，这就是小说第五部前六章，列文和吉提成婚的情景。这段描述，就是依托尔斯泰自己婚礼的情形，以及他当时的心理状态写出的。不仅托尔斯泰，索菲娅也在回忆文章中认同了这一点。
名人名言
托尔斯泰名言集录
重要的不是知识的数量，而是知识的质量，有些人知道很多很多，但却不知道最有用的东西。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
如果教师只有对事业的爱，那么，他是一个好教师；如果把对教育带来的爱和对学生的爱融为一体，他就是个完美的教师。
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的欲望。
文明建立的不是机器而是思想。
人生的一切变化，一切魅力，一切美都是由光明和阴影构成的。
没有钱是悲哀的事，但是金钱过剩则更加悲哀。
个人好像是一个分数，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而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分母愈大则分数的值越小。
艺术不是手艺，它是艺术家所体验到的感情的传递。
环境愈艰难困苦，就愈需要坚定的毅力和信心，而且，懈怠的害处就愈大。
随便什么都比虚伪和欺骗好。
一个人给予别人的东西越多，而自己要求的越少，他就越好；一个人给予别人的东西越少，而自己要求的越多，他就越坏。
只有热爱祖国，痛心祖国所受的严重苦难，憎恨敌人，这才能给我们参加斗争和取得胜利的力量。
关心公益应当是每个有相当教养的人所共同的。
天才的十分之一是灵感，十分之九是血汗。
既然人生，具有一切乐趣的全部人生，在我面前敞开来，又何必在这个狭窄的，闭塞的柜子里奋斗和劳作呢？
幸福在于为别人生活。
只有肚子饿的时候，吃东西才有益无害，同样，只有当你有爱心的时候，去同人打交道才会有益无害。
请记住，环境愈艰难困苦，就愈需要坚定毅力和信心，而且，懈怠的害处也就愈大。
人生并非游戏，因此，我们并没有权利只凭自己的意思放弃它。
人生唯有面临死亡，才会变得严肃，意义深长，真正丰富和快乐。
理想是指路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
我一只脚踏进了坟墓时，再说出关于女人们的真话，说完立即跳到棺材里，“砰”的一声把盖子碰上——来捉我吧。
自信是生命的动力。
人类最大的悲剧不是死亡，而是没有掌握有意义的人生。
幻想里有优于现实的一面；现实里也有优于幻想的一面。完满的幸福将是前者和后者的合一。
知识，只有当它靠积极的思维得来而不是凭着记忆得来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知识。
人们过于习惯借助力量来维持秩序，因此不可能考虑没有压制的社会组织。
没有智慧的头脑，就像没有蜡烛的灯笼。
人生不是一种享乐，而是一桩十分沉重的工作。
科学的事业就是为人民服务。
英雄主义是在于为信仰和真理而牺牲自己。
一个埋头脑力劳动的人，如果不经常活动四肢，那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
要有生活目标，一辈子的目标，一段时期的目标，一个阶段的目标，一年的目标，一个月的目标，一个星期的目标，一天的目标，一个小时的目标，一分钟的目标。
你没有最有效地使用而把它放过去的那个钟点是永远不能回来了。
记住吧：只有一个时间是重要的，那就是现在！它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我们有所作为的时间。
托尔斯泰作品精选
忏悔录（卷二）
有机会我要讲一讲我的生活史，我青年时代十年的生活史既感人又有教益。我看，许许多多人都有同样的体验。我真心诚意想做一个好人，但我年轻，有多种欲望。当我追求美好的东西时，我茕茕一身，十分孤单。每当我企图表现出构成我最真诚的希望的那一切，即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遇到的是轻蔑和嘲笑；而只要我迷恋于卑劣的情欲，别人便来称赞我，鼓励我。虚荣、权欲、自私、淫欲、骄傲、愤怒、报复——所有这一切都受到尊敬。沉湎于这些欲望，我就像一个成年人了，我便感觉到别人对我是满意的。那位抚养过我的善良的姑妈，一个非常纯洁的人，老是对我说，她最希望我与有夫之妇发生关系：“没有什么能比与一个体面的妇女发生关系更能使年轻人有教养的了。”
她希望我还能得到另一种幸福，即成为副官，最好是皇帝的副官。而最大的幸福则是我和一位非常富有的姑娘结婚，并因此而获得奴隶，越多越好。
想到这几年，我不能不感到可怕、厌恶和内心的痛苦。在打仗的时候我杀过人，为了置人于死地而挑起决斗。我赌博，挥霍，吞没农民的劳动果实，处罚他们，过着淫荡的生活，吹牛撒谎、欺骗偷盗、形形色色的通奸、酗酒、暴力、杀人……没有一种罪行我没有干过，为此我得到夸奖，我的同辈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我是一个道德比较高尚的人。我这样过了十年。
当时我出于虚荣、自私和骄傲开始写作。在写作中我的所作所为与生活中完全相同。为了猎取名利（这是我写作的目的），我必须把美隐藏起来，而去表现丑。我就是这样做的。有多少次我在作品中以淡漠，甚至轻微的讽刺作掩护，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构成我的生活目标的对善良的追求隐藏起来。而且我达到了目的，大家都称赞我。
我二十六岁于战争结束后回到彼得堡，和作家们有了来往。他们把我当作自己人，奉承我。转眼之间，我与之接近的那些作家所特有的生活观被我接受了，而且完全抹掉了我身上原有的想变得好一些的任何打算。这些观点为我的放荡生活提供理论并为之辩护。
这些人——我在创作上的同行的人生观是：生命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这些有见地的人是这种发展的主要参加者，而在有见地的人中间，最有影响的要算我们——艺术家、诗人。我们的职责是教育人。为了不给自己一个合乎自然的问题：“我知道什么，能教人什么？”就说这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不必追究，艺术家和诗人是在不知不觉间教育人。我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艺术家和诗人，因此我接受这种理论是很自然的。我是艺术家，诗人，我写作，教育别人，连自己也不知道教的是什么。为此人家付给我钱，我食有佳肴，住有高楼，美女作伴，高朋满座，名满天下。由此可见，我所教的一切都是非常好的。
相信诗的意义和生命的发展是一种信仰，我曾为之献身。为它献身是非常有力和愉快的。我依靠这一信仰生活了很久，并不怀疑它的正确性。可是这样生活到第二年，特别是第三年，我就开始怀疑这一信仰的正确性，并开始研究它了。使我怀疑的第一个原因是，我发现献身于这一信仰的人并不都一致。一些人说：我们是最好的和有益的导师，我们教的东西都有用，而别人教得不对。另一些人则说：我们才是真正的导师，你们教得不对。他们又吵又闹，互相指责，勾心斗角。除此以外，他们当中许多人根本不关心谁是谁非，只想利用写作达到自己的自私的目的。这一切都使我怀疑我们的信仰的正确性。
另外，由于怀疑作家的信仰的正确性，我更加注意观察献身于创作的人，并且确信，几乎所有献身于这一信仰的人，即作家，都是不道德的人，而且大部分都是坏人，性格猥琐，比我以前放荡不羁和当军人的时候见到的要低下得多。但是他们很自信，自我欣赏，只有十全十美的圣徒或者对圣洁的东西一无所知的人才能这样自我陶醉。我讨厌这类人，也讨厌自己，终于我理解到，这种信仰是骗人的。
奇怪的是，虽然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信仰有多虚伪，并且抛弃了它，但是这些人给予我的称号——艺术家、诗人、导师的称号我没有抛弃。我天真地想象我是诗人、艺术家，我能够教导一切人，虽然自己也不知道教什么。我就是这样做的。
由于与这些人接近，我沾染上了一个新的弱点——近乎病态的骄傲与疯狂的自信，相信我的职责是教导人们，虽然自己也不知道教什么。
现在回想起这段时间，当时自己的情绪和那些人的情绪（现在这种人还有成千上万），我感到可怜，可怕，可笑，会出现只有在疯人院里才能体验到的那种感觉。
那时我们都相信，我们必须不停地讲话，写作，出版——尽量快，尽量多，认为这一切都是人类幸福所必需的。我们成千上万的人，一面互相否定、责骂，一面不断地出版，写作，教训别人。我们不觉得自己很无知，连最简单的生活问题，即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都不知该怎样回答。我们大家一起讲话，不听对方说什么，有时互相姑息和吹捧，以便别人也姑息和吹捧我，有时则情绪激动，争吵不休，完全和疯人院的情况一样。
成千上万的工人日日夜夜拼命干活，排字，印刷了亿万字的作品，邮局把它们分发到俄国各地，而我们总是说教，没完没了，越来越多，而且无论如何也来不及把什么都教给人家，还要生气，说人家听得少。
这太奇怪了，但现在我完全理解。我们真正的、内心深处的想法是，我们希望获得金钱和称赞，越多越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除了写书和出版报纸以外，其他什么也不会做。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但为了我们能进行这些无益的事业并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还需要有一种能为我们的活动辩论的论点。因此我们就想出了这样的论点：凡是存在着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存在着的都在发展。发展又都是通过教育。而教育就以书籍和报纸的推销情况来衡量。由于我们写书，出版报纸，人家付给我们稿酬，并且尊敬我们，因此我们是最有教益的好人。要是我们大家意见一致，这种论断当然非常之好。可是一部分人讲出来的想法往往与另一部分人的想法截然相反，这就不得不使我们反省。然而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人家付给我们稿酬，我们的同伙夸奖我们，因此，我们，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正确。
现在我清楚了，与疯人院相比较，情况完全相同，那时我只不过模模糊糊地怀疑到这一点，而且只不过和所有的精神病患者一样，把别人都叫做疯子，而自己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