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田雯在《古欢堂笔记》中极力反对写长文章,说他对长文章总是望洋而叹,只能将其当作催眠药。对此我亦有同感,尤其是在翻阅报纸时,因为每天过目的文字,报纸上的要占相当一部分,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长文章实在太多,短文章实在太少。
文章的短长当然不等于文章的好坏,但报纸非书刊,更非典籍,乃是快餐式的读物,新闻也好,评论也好,最好都能在一到几分钟内看完,副刊文字也不应该例外。就是长篇连载,每天切的“豆腐块”亦宁小勿大,还须首尾相应,精彩迭陈,《阿Q正传》和《奥列佛尔》在报纸上初发时的情形正是好例。若《尤利西斯》那样好多页不用一个标点的高文,则宜印成巨册,供人细读深思,而不必登报,这也绝不会妨碍它和狄更斯作品一样成为英文名著。
我并不“逢长必反”,说的只是报纸的副刊,每期就是高只有几寸宽最多尺把版面,所以不能不“短些再短些”,这和古时的笔记很有点相同。笔记或记叙,或议论,也有“纯文学”的抒情,字数多半只有三五百,很少上千。副刊计算稿酬的方式也最好改改,由按字数多少改为按篇计酬,如果按字数算,《世说新语》和《志林》的作者要是活在今天,一篇顶多卖得几十元,岂非笑话。
田雯字纶霞,自号山疆子,是康熙时德州人,曾督学江南。他的笔记编在《古欢堂集》里,卷五一则云:
元人修宋史,如反贼李全一传,凡二卷六万余字,虽览之数过,亦不知其首尾何说,起没何地。……朱子作《張魏公浚行状》,四万字犹以为少,流传至今,盖无人能览一过者,繁冗故也。南丰“为人后”“救灾”等议,谁能记诵之乎?予资钝下,读书最难,所谓“一传未终,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屡过,几不辨其偏旁”也。见文之繁冗无体要者望洋而叹,聊以为引睡之媒而已。
朱子指朱熹,南丰指曾巩,都是大权威,这里却老实不客气把他们的文章当作反面例子,看来确实是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使他恼火了。
大凡享有盛名的作者,这盛名便是高其声价的招牌。如果只认招牌不认文,贸贸然奉之为圭臬,让他们在版面上当大地主,亲近后才发觉全不是那么回事,这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就会比被迫去改不通的文章更加烦人,无怪乎山疆子要生气。
朱熹四万字的文章找不到,找到了也没勇气读。《元丰类稿》架上倒有一部,《为人后议》和《救灾议》都在第九卷中,按现今的标准来说虽然并不特别长,却同样无法读下去,因为太寡淡了。看来冗长虽是毛病,更要命的却是“无体要”也就是没写好,读来无味,不太长也就会觉得长。
卷六又有一则云:“《新唐书》索然无味,不及《旧唐书》远甚,直废之可也。”这就完全不是比文章的短长,而是比文章的好坏了。说报纸副刊应该多发短文,其实这短文也首先得是好文章。即拿唐宋八大家来说,《小石潭记》和《杂说四》当然最好,就是长一点的《读張中丞传后叙》也还会有人看,至于《張魏公浚行状》和《为人后议》那样的长文,不想打瞌睡的人恐怕就只能像山疆子那样望洋而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