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民
2007年是农历的丁亥年，据说是吉祥如意的金猪年，但这一年尤其是进入秋季，对贾平凹来说，堪称一个多事之秋，长篇新作《高兴》的出版、母亲的离去以及陕西省作协主席的接任——失去的痛苦刻骨铭心，得到的欢喜却不乏苦涩……这些都将为作家的人生阅历带来深刻的改变。
早在2006年，《秦腔》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尽管媒体将《秦腔》封面上的“封山之作”炒作为“封笔之作”，但一直心系农村的贾平凹在香港领取红楼梦奖时却对记者表示，他已准备在写下一部小说，“我自小在乡下长大，对农村有一定的认识，也有深厚的感情，我下一部小说还写农村。”
不久，贾平凹还进一步告诉笔者，目前，他正在进行一个新的创作计划，该小说的字数应该在二十万字之内；至于具体内容，他则没有透露。贾平凹还意味深长地指出，农村最终的出路都是要走城市化的道路。
读过《秦腔》的读者也许还记得，村中的老人去世了，连抬棺材的人也凑不齐，要问青壮劳力哪里去了，回答是去城里打工去了，其中不少是在城里拾荒。贾平凹所谓的新的创作计划就是瞄准了商州在西安的拾荒族。
早在十几年前的《废都》中，贾平凹就穿插写了一个拾破烂的老头，一边拾破烂一边念着民谣。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城市废品越来越多，进城打工者越来越多，拾荒者也越来越多。在西安的拾荒族中，有不少就是贾平凹家乡的父老乡亲，其中就有他的小学同学刘书祯——刘高兴。刘高兴是近一两年才进城打工的，是投奔早已进城打工的儿子来的，先是和儿子在一家煤店送煤，后来看不惯儿子的大手大脚，就负气出来拾破烂。
到了雨天，也就是刘高兴的休息日，刘高兴常到老同学贾平凹家谈天说地，自然也聊了不少拾破烂的故事，引起贾平凹对拾荒族的关注，“要么叫我去他租住处。……现在的刘高兴使我萌生了写作的欲望。我想，刘高兴和他那个拾破烂的群体，对于我和更多的人来说，是别一样的生活，别一样的人生，在所有的大都市里，我们看多了动辄一个庆典几千万，一个晚会几百万，到处张扬着盛世的繁荣和豪华，或许从他们的生存状态或精神状态里能触摸出这个年代城市的不易能触摸到的脉搏吧。”
于是在《秦腔》出版不久的2005年春夏之交，贾平凹就萌发了写刘高兴们的城市生活的冲动，“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如何在城市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了他们如何的命运感，能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除了与刘高兴继续聊天外，贾平凹还在挚友孙见喜的带领下寻访拾荒族，他们来到西安南郊的城乡接合部，这儿是拾荒族的聚居地，开始了和拾荒族的亲密接触。一次在和贾平凹吃饭时，在座的文友发现餐具不洁让服务员更换时，贾平凹说变修了，讲起他和拾荒族吃饭时的情景：吃的是能照见人影的包谷糊汤，没有菜，也没醋没辣子，说有盐哩，放些盐吧，给我面前堆上了一纸袋烟。筷子是拾破烂的老婆递给我的，两根筷子粘连在一起，显然是没洗净，但贾平凹说他不能再洗一下或用纸擦一下，心想他们能用我也能用，便扒拉着稀饭吸溜吸溜吃喝了起来。从此拾荒族和他亲近起来，对他无所不说，使他掌握了大量的写作素材。
到了盛夏季节，这是贾平凹写作旺季，诸如《废都》、《高老庄》等不少长篇小说都是在盛夏写成的，贾平凹躲进小楼成一统，关闭窗帘，在巨大的汉罐里燃起敬天敬地的香烟，自个嘴里也叼上香烟以自敬。《高兴》初稿的写作开始动笔了。
贾平凹写作期间的基本的生活状态是：夫人早上七点半送他到工作室，然后一整天就呆在这儿。中午吃些自带的素饺或面条。发后稍息即接待来人，包括聊天、采访，下午忙到五六点，再接待来访朋友。晚上只休息不写作，和朋友们一起写字、画画儿、喝茶。
但贾平凹没有想到，这次写作却不顺手，因为他总是想着他和刘高兴们的年龄差不多，如果自己不是1972年以工农兵上大学那个偶然的机会进了城，肯定也是农民，也肯定来拾破烂，那又会是怎样的状态呢？这样的情绪，使他为这些离开了土地在城市里的贫困、卑微、寂寞和受到的种种歧视而痛心哀叹着，一种压抑的东西始终左右了他的笔。
“我常常是把一张写好了又撕去，撕去了再写，写了再撕，想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打工的这么一个阶层呢，这是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的无奈之举，权宜之计还是长远的战略政策，这个阶层谁来组织谁来管理，他们能被城市接纳融合吗？进城打工真的能使农民富裕吗？没有了劳动力的农村又如何建设呢？城市与乡村逐渐一体化呢还是更加拉大了人群的贫富差距？”
贾平凹作为一个作家，虽也明白写作不能流于就事论事，但却无法摆脱一种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使作品写得苦涩沉重。而且他吃惊地发现，他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还自以为有现代意识，却仍有严重的农民意识，即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并在作品里替所写的拾荒族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所以越写越写不下去了，终于将十万字的草稿付之一炬。
这使人联想到梁实秋写《苏东坡传》时，想当然地替苏东坡仇恨政敌以及陷害他的人。实际上苏东坡并不是那样的人，而是一个十分旷达洒脱的人，他不仅不仇恨政敌以及陷害他的人，而且宽容了他们，甚至与他们握手言和。
贾平凹搁笔不写了，他想过一段时间再写。这期间他和孙见喜为解救一个拾破烂老者的女儿四处奔走，动员了家乡的派出所警察，几经努力，终于成功解救了被拐卖到山西五台县小山村且已生子的妇女。
之后他继续去那些拾破烂人租住的村巷，这差不多成了一种下意识，每每到城南了，就要拐过去看看，一次在一个拾破烂人租住的简陋房子里他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只见墙上的一幅美人画的腿被用刀子割得所剩无几，可见他们的寂寞和孤独。
而在大街上碰上拾破烂的人了也就停下来拉呱几句，或者目视着很久。差不多又过去了一年，他所认识的那些拾破烂的人，大多还在西安，还在拾破烂，状况并无多大改变。
刘高兴当然也在西安，见了贾平凹还是说这说那，表情丰富，笑声爽朗。于是贾平凹就问刘高兴：咋迟早见你都是挺高兴的？刘高兴说：我叫刘高兴呀，咋能不高兴？就这一句话，贾平凹突然觉得自己的思维该怎么改变了，小说该怎么去写了。
贾平凹在《高兴·后记》中说：“本来是以刘高兴的事萌生了要写一部拾破烂人的书，而我深入了解了那么多拾破烂人却使我的写作陷入了困境。刘高兴的这句话其实什么也没说，真是奇怪，一张窗纸就砰地捅破了，一直只冒黑烟的柴火忽地就起了烟了。这部小说就只写刘高兴，可以说他是拾破烂人中的另类，而他也正是破烂人中的典型，他之所以是现在的他，他越是活得沉重，也就越懂得着轻松，越是活得苦难他才越要享受着快乐。”
贾平凹重新写作，书稿名也由原来的《城市生活》改成了《高兴》。原来是沿袭着《秦腔》的那种写法，写一个城市和一群人，现在只写刘高兴和他的两三个伙伴。原来的结构如《秦腔》那样，是陕北一面山坡上一个挨一个层层叠叠的窑洞，或是一个山洼里成千上万的野菊铺成的花阵，现在是只盖一座小塔只栽一朵月季，让砖头按顺序垒上去让花瓣层层展开。
贾平凹匆匆回老家祭父得到感悟后又返回西安，开始了第五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写作。这一次主要是叙述人的彻底改变，许多情节和议论文字都删掉了，我尽一切能力去抑制那种似乎读起来痛快的极其夸张变形的虚空高蹈的叙述，使故事生活化、细节化，变得柔软和温暖。因为情节和人物极其简单，在写的过程中常常就乱了节奏而显得顺溜，就故意笨拙，让它发涩发滞，似乎毫无了技巧，似乎是江郎才尽的那种不会了写作的写作。
春华秋实，《高兴》于2007年春天竣笔，自入秋以来，关于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即将出版的消息报道就通过各种媒体扑面而来。8月底，即8月31日，《西安晚报》开始连载《高兴》，每天一上班，笔者就找该报看其副刊版的《高兴》，并剪贴成册；但报纸版面有限，每天所载篇幅不大，刚读得高兴就没了，无奈只好等待次日的晚报，总觉得不过瘾，不解馋。
于是就期盼着全文刊发《高兴》的《当代》第五期杂志和图书，9月6日傍晚，笔者加班后回家经西安北大街报刊亭，买到了该报刊亭最后一本第五期《当代》，很是庆幸，分外珍惜，于是夜生活丰富起来，愉快起来，每天处理完家务，就埋头于《高兴》之中。在“扫黄打非”培训期间，我夜不归家，在省军区招待所读完了《高兴》，但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书中高兴和五富等拾荒族的悲惨命运令人心酸，发人深省。
9月中旬，《高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上市，引来一片热评，读者反应这部书故事性可读性强，情节曲折引人，作者继续关注农民问题，写农民工在城市的遭遇，反映了当代城乡现状百态，可看出作者平民立场的坚定性和他对底层社会的深厚情感。堪称《秦腔》的姐妹篇。
9月6日，即在笔者买到刚上市的刊载着《高兴》的《当代》的那一天，突然传来噩耗，贾平凹的慈母仙逝，永远离开了她的儿女，也永远离开了我们读者。震惊之际，不仅悲从心来，笔者那一阵因为忙于“农家书屋”建设等公务，加之别的杂事，很少与平凹联系，不知贾妈妈已患了绝症，没有看望她老人家，尤其是在她生前没再见一面，遗憾啊遗憾。
得知贾妈妈在丹凤棣花家中仙逝的噩耗不久，笔者和妻与孔明、新民等友驱车去平凹的老家棣花奔丧。在车上得知不久前检查出贾妈妈已患上了食道癌，住进医院很快就做手术，但手术后再没有醒过来。
约下午两点左右，我们赶到平凹老家中，窄窄的巷道两边摆满了各界各个部门及人士敬献的花圈。进到院中，看到了不少熟悉的面孔，从文友到官员，还有刘高兴等乡邻们，大家都沉浸在悲哀之中。披麻戴孝的平凹将我们迎进家中灵堂，我们在向贾妈妈遗像三鞠躬后，嘱请平凹节哀，他表示着谢意，请大家坐下喝茶，谈论着老人最后的时光，接受着大家的慰问，不时起身迎来送往。
乐队奏起了哀曲，平凹出去和弟妹们一块在灵堂前跪下，向母亲的遗体一叩头，再叩头，三叩头。我看着灵堂门上平凹亲书的挽联：慈母千古；相夫教子慈悲贤惠，持家有道六十年；扶困济危知理明义，处世传德八十载。这副挽联概括了贾妈妈的一生，可谓盖棺论定之语。
临别时，忽想到随身携带的《当代》，问平凹见到否？他说还没见到。遂拿出请平凹看，平凹翻了翻，甚慰藉，复还我。到了巷口，邂逅《高兴》中的主人公原型刘高兴，因去年在棣花见过，一下子互相认出，紧紧握手，合影留念。
不论是从平凹的言谈中，还是从平凹《我不是一个好儿子》的文章中，我们知道贾妈妈作为母亲和父亲一样是平凹及其弟妹的物质和精神支柱，尤其是父亲去世后平凹遇到事业和家庭的挫折时，母亲给了他最大的精神安慰。曾一度年迈的母亲照料他的起居生活，使他度过了最艰难困苦的日子，重新焕发了创作热情，才有了以后一系列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