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丹
继《秦腔》之后，贾平凹又一部关注土地变迁后农民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高兴》，日前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单行本。《高兴》约三十五万字，在内容线索上坚持了贾平凹对农民的一贯关注，以流落都市的拾荒者为主人公，描写了他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以点盖面，事实上也是写那些进城农民的命运。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城市中艰难地生存。贾平凹不光写了他们的物质层面，同时也涵盖了他们的精神层面。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正日益物质化，而精神层面的追求却一天天减少，这也正是现代化进程中所最可怕的。贾平凹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点，他所具有的忧患意识让人感动，同时对经济富裕却精神贫穷的准城里人颇有启示意义。近日，记者采访了贾平凹先生。
周报：《秦腔》被称为“一卷中国当代乡村的史诗”，它的成功，被业界和读者视为您创作的一个高峰，那么，您的最新力作《高兴》与《秦腔》有什么相同或不同之处吗？
贾平凹：这个问题怎么说好呢？从内容上讲，《秦腔》是以一个陕南村镇为焦点，集中表现了改革开放中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等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书中涉及了中国农村生活20年来变化中的种种问题，是以大量农民离开农村，一步步从土地上消失为故事主线的。《高兴》的故事内容，则是描写了离开土地的农民，在城市中打工的窘迫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从故事来说，《秦腔》是围绕一个村子和一群人的事，《高兴》则记述了以主人公“刘高兴”为主的，二三个人的事。在写法上，《秦腔》延续了以往细腻平实的语言，没有跌宕起伏的大情节，人物又多，所以一般读者难以读懂，而《高兴》故事性很强，故事节奏也相对较快，相比《秦腔》来说，读者更容易进入其中。
周报：据了解，《高兴》是您写得最吃力的一部小说，您为什么会选择“拾荒者”这样一个小人物来写呢？
贾平凹：之所以写得吃力，一是因为写作时心态的调整，二是因为叙述角度的选择。以一个小人物的命运来贯穿整个故事，从规模上来说应该是不大的制作，但在动笔前，为了更好地了解拾荒者群体的境遇，我曾深入到大街小巷，见到了更多像刘高兴一样拾破烂的人，和他们在一起才能真正体验这群拾荒者真实的生活状态。我的故乡来西安拾荒的人很多，这些人在乡下的状态我熟悉，所以在城里接触他们也比较容易。拾荒者是进城打工者中最低贱的人群，他们的生存和精神状态更能表现打工族们的本真。
周报：《高兴》是一部反映现实题材和当代农民的小说，有人说这是一部令人心情沉重的小说，您曾经三易其名，为什么最终选择《高兴》这个书名呢？
贾平凹：这部小说，之所以最终选择《高兴》这个书名，一方面因为要写出这些人的真实状态，但还要写出一种温暖；另外是因为主人公确有其人，名叫刘高兴，而去掉姓，只叫“高兴”，可以寄托我的很多感情。写了小人物的命运，同时还要写出一种命运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