邰科祥
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就一直试验着“意象主义”的表现方法，最近的新作《高兴》仍然是这种思路的继续延伸。正因此，评论界把它与文坛上流行的“底层写作”思潮等同起来就有点不太恰当。固然，这部小说有较明显的底层写作特征，但如果忽视其意象的创作追求就很可能降低对这部作品丰富意蕴的客观评价。本文拟就《高兴》中的部分意象进行浅析以期区分其与底层写作的异趣。
拾荒者尽管是这部小说的主角和中心人群，也是目前流行意义上的最有代表性的底层形象，但是贾平凹显然不是仅仅把他们作为底层人物加以描绘的。且不说，他是否自觉地采用葛兰西的“拾垃圾者”的象征意味，但将其作为“泛阶层”人群的代表的意识似乎是比较明朗的。也就是说，小说中的主人公在身份上虽然都是拾垃圾者，但是他们的精神蕴含和指向却是所有人或泛阶层。作家不是单纯的以展现这个特殊人群的鲜为人知的生活为目的，而是以此为切入点探索更为普遍和深刻的人类性话题——中国现代人的精神进程。
再从贾平凹本人的品性来讲，他是最不愿意跟风随流的作家。曾几何时，“寻根文学”热闹的季节，他的一些作品就被评论者划到这个行列，但事实上他当时就没有这个自觉，只不过作品的内容或题材与寻根的潮流相似罢了。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他说，自己的创作总是比盛行的文学思潮或慢或快一个节拍。或者说，他的写作走向有时偶然地与文坛的主潮相遇。这倒不是说他多么英明，而是他一直按照自己的感觉和思考的日程表逐步推进着自己的创作，他才不在乎是否与主潮同向，他当然更不愿意落在别人后边成为一个跟屁虫。所以，《高兴》与底层写作的倾向基本吻合的现象也应作如是观。
特别是大量意象的营造是这部小说区别于所有底层写作的根本因素。底层写作的文本注重的是传统的形象塑造，所谓逢人说人，就事论事，遇景摹景，很少在人、事、景之外还做一些引申或寄寓。而意象则往往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味外之旨。《高兴》中的意象很多，如“锁骨菩萨塔”、“箫”、“肾”等等，但在这里我只分析三个与文题相关的意象。
首先是草根。草根的形象其实很庸常，很多作家都写过而且意思也差不多，皆与弱小、低贱的对象相联系。《高兴》中写到这种形象时有两处：一次写的是苞谷苗，“这本不是种苞谷的季节，三天前还什么也没有的土堆上怎么就长了嫩嫩的苞谷苗呢？……我当然由苞谷苗想到了我们。”一次写的是小草：“在我们前面一百米的地方是一家公寓门口，门口的草坪上有三棵雪松，枝条一层一层像塔一样，雪松下的草绿茵茵的，风在其中，草尖儿就摇得生欢。……我说：自卑着啥呀，你瞧那草……小草不自卑。”但值得注意的是，贾平凹赋予草根以更深邃的意味，即草根作为生命的尊严感和平等意识以及它对环境的无所苛求和知足常乐的特性。它们只要有了土有了水有了温度就要生根发芽的。这一点是与以往所有使用草根形象的最大不同。也因此，草根就由普通的形象变成了意象，即在传统的类比功能所表示的常规意义之外增加了引发读者思考的余味。所谓一切生命都有存活的权利，“大树长它的大树，小草长它的小草”；不但要活而且要活得尊严，你是生命，我也是生命。城里人与乡下人在精神上是平等的。刘高兴说：“城市人不比我们智慧高而是经见多”，“尧舜皆可为，贵在自立；将相本无种，我视同仁”。尽管社会资源和机遇的不平等，导致了农民或者农村之落后，但是农民并不愚蠢和低贱。刘高兴就是凭借这种自尊和智慧，化解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女民工翠花受到雇主的刁难，是他出面帮忙讨回了工钱，同行在工作中的相互挤兑经过他的调停最终获得了皆大欢喜的结局，特别是当五富受到城里人的作践时又是他成功地挽回了其作为人的尊严，谁能说民工不如城里人呢，“高跟鞋”是小说中最自觉不过的一个意象。在小说中多处被作者反复描写和强调，意在引起读者的注意和联想。如果说快乐是刘高兴的精神追求，那么文明就是他的现实目标，而这个目标就是通过一双高跟鞋加以诠释的。出生在农村的刘高兴曾经在自己未过门的媳妇弃他而去时愤然买了一双尖头高跟皮鞋，但好长时间这双鞋一直闲置在家里，不过刘高兴把它看得非常神圣，寸步不离地带在身边，当他离开故乡要到城里打工的时候，其他什么都扔下了却一定要带上这双鞋而且晚上还要与它相伴而眠。在刘高兴眼里，那个与她对象的农村女孩是无福消受这高贵的物件的，配穿高跟鞋的人只有城市女子。他说：“你这个大脚骨，我的老婆是穿高跟尖头皮鞋的！……能穿高跟尖头皮鞋的当然是西安的女人。”并不是说城市的所有女子都高贵，而是城市的文明程度总体上比乡村先进。城市的确聚集着人生的许多精华，美女如云，能人遍地。正像小说中所说：“美女如同那些有成就的政治家、哲学家、艺术家一样都是天人，他们都集中在城里，所以城里才这么好”谁都明白高跟鞋是和城市女性紧密相连的，农村女性由于环境和职业的原因一般不大穿这种中看不中用的鞋。所以高跟鞋的象征意味首先指向城市，亦即刘高兴对高跟鞋的迷恋首先出于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其次高跟鞋作为女性的专用物品则直接传达了主人公对女性的渴望，具体说对爱情，自己的终身伴侣的思念；当然，它更重要的是隐含了刘高兴所代表的农民对高贵的向往或者说是对现代文明的追求。刘高兴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城市人。又岂止是他，这是世代农民的“鲤鱼情结”。大部分农村青年通过备考大学企图摆脱自己的农裔身份的行为不正是城市文明的召唤吗？贾平凹能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并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加以清晰的表达，这不能不说是他对中国当代农民精神世界的深入探索。如果说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在客观上召唤着农民进城，那么，对现代文明的强烈向往和践行则是他们精神上自觉开始城市化的标志，也是中国农民步入现代化的信号。衡量一个人是否真正的城市人并不在于户口是否在城市而在于精神上是否文明。以此判断，许多现在生活在城市的人还不如某些来自农村的人，如刘高兴等。
第三个意象是“笑容”。主人公刘高兴的笑容似乎是天生的乐观气质，因为他有了苦不对人说愁到过不去时开自己的玩笑也反感怨恨诅咒。但是他自觉地用笑容来处世则是在他进了西安城以后的事。所以，这里的“笑容”就不只是一种简单的、人人都会生发的表情，而更多的是一种生存策略、智慧和觉悟，是一种自信的态度和精神状态，也是我们每个人一生都在追求的最高的精神境界。很明显，“笑容”在这部小说中变成了一种符号，它被赋予很多意义，甚至上升到哲学的层面。因此，当主人公拉着架子车面带笑容走在西安的街巷中时，很多在生活上境遇比他优越的人都感到奇怪：“你一个拾破烂的咋迟早见着都是喜眉笑脸的？”他说，“我名字叫刘高兴，我得名副其实啊”。这当然不是理由，真正的理由是他萌发把原名刘哈娃改成现在的刘高兴时的动机，当时他正教训五富不要怯弱：“看着我，看着！你敢看着我，你就能面对西安城了！别苦个脸，你的脸苦着实在难看！我要给我起名了，你知道我要给自己起个什么名字吗？”“高兴，是叫高兴，刘高兴！”……“我要高兴”，我就是刘高兴，越叫我高兴我就越能高兴。高兴与笑容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但笑容并不完全表示高兴。有时它是一种自信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策略。当五富与人打交道时，笑容作为一种和蔼的态度，成了拉近人与人距离的黏合剂。刘高兴说，“你想办成事，你见了他会不会笑，送不起一包纸烟发上一根行不行？”笑容在这里兼有了随机应变的灵活意味。正如小说后文所谓的“咱能改变的去改变，不能改变的去适应，不能适应的就宽容，不能宽容的就放弃”。什么事都不要莽撞、硬来。当五富偶尔露出自己的聪明时，刘高兴赞赏地说：“五富你活泛了么，就凭这句话你在西安能站住脚的。”“活泛”就是灵活，就是由笑容领悟的为人处世之道。总之，在作者看来，只要我们时刻自觉地面带笑容，以高兴的心态处世，那么我们就可能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富有诗意，达到幸福、自由的境界。就会像作品中的主人公那样把天上的云彩一会看做绵羊、一会看做玫瑰，才可能听到树上的小鸟也在鸣唱着：“高兴”、“高兴”的欢音。
幸福不在于环境的好坏、财富的多少、官位的高低而在于心情的高兴与否，谁不想高兴，快乐、幸福？关键在于怎么高兴，前者在古往今来的作品中并不鲜见，很多作品都涉及这个主题。后者却极度缺乏，因为对这个命题的思考具有相当的难度，对其的表现同样富于挑战性。而贾平凹在这部小说中通过刘高兴的思维、言行却为我们自然、具体地描绘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案。这是《高兴》区别于所有同类主题小说的根本特征，是贾平凹对人类精神历程探险的最新成果和伟大贡献。在贾平凹看来，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情况，首先要有生活的目标，有了目标就有了希望；与此同时也就有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动力——计划。“不计划这日子怎么过，”计划或者目标实现了当然高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成就感，用马克思的话说，是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其次是心态一定要好。要自己为自己打气，自己为自己开脱，自己为自己找乐。“你永远不要认为你不行了、没用了，你还有许多事需要做……你的高跟鞋还没人穿哩，你还没娃哩，你还不是西安市户口哩，你还没城里的楼房哩，你还没出人头地哩”……如果这样还不能奏效就须发挥想象的功能，用虚幻的或者说审美的手段创造一种让人心花怒放的气氛。“环境越仄逼你越要想象，想象就如鸟儿有了翅膀一样能让你飞起来。”“没有油炝的葱花没有辣子和蒜就不能想吗，人怎么能没个想头呢？”而这一切，说透了就是要树立自己的人生哲学：要机智、达观。“什么是智慧”贾平凹说：“智慧就是把事情想透了，想通了，在日常生活里悟出的一点一滴的道理把它积累起来。”想透了，想通了，就叫达观。就会一通百通，就会万事看开，心态平和、就会化苦为乐，转悲为喜。刘高兴已经修炼到了这种达观的境界。“走过巷道口，我噗嗤倒笑了，何必计较呢，遇人轻贱必定是我没有可重之处么。”
很明显，以上三个意象从不同的程度反映了中国农民精神进程的几个阶段：“草根”代表自尊，“高跟鞋”象征文明，“笑容”标志着幸福和快乐。每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身份其实都必须经历这样由低到高、由简单到丰富的精神成长过程。
最后，退一步讲，就算《高兴》与“底层写作”有一些相似之处，所谓对苦难的描写，那也是有着本质不同的。（一）它不侧重写民工的苦难而写他们的精神历程。正如上述，其重在写民工灵魂的伟大、精神的自立与人格的尊严。所以，这无疑是贾平凹高人一着的表现；（二）更高明的是他在写到苦难时的态度和手法并不过分地夸张、渲染，而是巧妙地把苦难作为坚强与乐观的底色进行了轻轻的涂抹。苦难在这部小说，在这类题材中是丝毫也不能回避的要素，关键看作者怎样处理。我觉得贾平凹的处理是值得称道的。把苦难作为一种背景并且轻描淡写，既突出了主人公的达观，又不会让读者感到小说的轻飘。因为作者清醒地意识到不管人有多么坚强的主观态度毕竟改变不了凄苦命运的严峻事实。比如，面对个人根本无法抵御的灾难时，再高兴、再智慧也无济于事。当刘高兴的搭档五福突患脑梗，无钱住院时，刘高兴一下子变得不知所措，智慧在这里无能为力，剩下的只有傻乎乎、痴呆呆地发愣，听天由命，等待死亡。这是多么让人凄怆的情景，也是多么真实和深刻的体悟！这一段描写是小说中的最让人灵魂发颤的笔墨。当刘高兴眼睁睁地看着五富因为无钱治疗而死在自己的面前时，他忽然产生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一方面愧疚，是自己善意地决定或者耽搁造成了这种谁也不愿看到的结局；另一方面又在心里宽慰自己：不是我不尽责任，“我们拿不出两万元怎么住院，医生写了病危通知书，五富是救不活的。”那么责任到底在谁呢？是病已无可救药，是医院见死不救，都不是，一句话，主要是贫穷。可是，贫穷又是怎样形成的，是农民的懒惰还是他们的愚蠢，也都不是，一定程度上是某些政策的不平等。贾平凹极其智慧地批判着现行制度和政策的缺失。
尽管这些年来我国人民的生活的质量提高了很多，但仍有不少农民的生活因为穷困、缺钱，所以在天灾人祸包括疾病面前只有等死的命。难怪五富的妻子从乡下赶来时丝毫都不能接受这样的结局，她没有也不会向社会的不平等发出控诉而只是反复质问着：“你们是一块出的门呀！你说你要把人交给我的，人呢？人呢？我拿个骨灰盒子回去。”刘高兴无言以对，他能解释什么呢，制度是个人无法改变的，残酷的现实与人的主观精神发生着巨大的断裂。贾平凹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没有苦难，《高兴》就会失去一种应有的深度或沉重，就不会带给读者一种久违的苍凉感。但是当写到苦难时，小说却没有用大段的、连续的情节加以渲染而是把苦难像零星的花朵撒落在广袤的草地中，使其变得若隐若现，若有若无。本来这些来自农村的民工，这些民工中的最底层人群就居住在城市的边缘和角落，无声地流动在每条街巷之间，就像人们对自己周围的空气的疏忽一样不被人们注意，所以还有哪些人去关注他们的喜怒哀乐、吃喝拉撒，更没有人能够想象他们的生活竟然艰难到了让人欲哭无泪的地步：没见过洒水车，不认识香肠，没进过豪华宾馆，没去过公园，不懂得厕所和洗手间是一回事，甚至连一顿羊肉泡馍都很少品尝。遇上下雨天，不能出去收破烂，没有收入，又不忍心白吃，就勒克自己啃平时拾到的干馍、吃没有一星菜花只有半把盐的甜面，嚼用酱油当菜的白米饭，有时甚至不吃饭只喝水，像黄八说的：“树只喝水，我也喝水。”住的剩楼，穿的是别人不要或从死人身上退下来的衣服。至于精神上的孤独、受歧视、工钱的被克扣等更不用说。尤其是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他们简直就没有任何应付的能力，就连自以为很智慧的刘高兴也概莫能外。但是种种这一切，作者都没有进行集中、浓烈的描写，而是分散在不同的段落和细节中，读者如果不仔细阅读就可能视而不见，如果不专门归拢就可能一翻而过。很明显作者是有意这样处理的，但正是这种淡化的处理既显示了作者超然的镇定与从容，也达到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艺术效果。可记得，就连刘高兴为了生存迫不得已卖血、卖肾这样惨苦的事件作者都只是一笔带过，那么，他的用意就再明显不过，那就是依靠无数零散的点染逐渐地蕴蓄更加撼人心魄的力量。
的确，对《高兴》这部小说来说，如果作者一味地张扬主人公精神的理想和不屈的意志而不触及苦难，那无疑是极其浅薄的；相反，作者如果单纯描写生活的苦难、关注底层百姓的生存，采取把现实的严峻加以夸张、强调的做法也是非常不可取的。所幸的是贾平凹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具体的表达之中就以一个成熟作家的淡定和沉着把这两个方面加以整体的描摹。这才有我们在厚重、广阔的苦难底色上所看到的鲜亮的涂抹一人的乐观与机智的笑容。他说：“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有时不由得替农民工抱不平、站在他们的立场仇恨城市，但后来觉得这样写不行，不能太狭隘，所以就改写农民工如何想融入城市，甚至理解城市、自责的情形。”这些改变马上使作品的气象恢弘起来。
我想，当我们通过作品的意象而不是借助于作者的说明能够清晰地把握作家思想的轨迹时，这部作品无疑是成功的；当我们从日常生活与平凡的人物身上感到深刻的哲理或者对人性的深度揭示时，这部作品应该是伟大的。而这两点，“底层写作”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而《高兴》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