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于任官、择人，尤其注重操守。他说：大抵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价为质；有其质而更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甘受和，白受采，古人所谓“无本不立”，义或在此。大约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以此四者以衡人，则于抽厘之道，思过半矣。
他的《劝诫州县四条》，有两条是倡廉的：一曰治署内以端本。宅门以内曰上房，曰官亲，曰幕友，曰家丁；头门以内曰书办，曰差役；此六项者，皆署内之人也。为官者，欲治此六项人，须先自治其身。凡银钱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处，则身边之人不敢妄取，而上房官亲幕友家丁四者皆治矣。凡文书，案牍，无一不躬亲检点，则承办之人，不敢舞弊，而书办差役二者皆治矣。
一曰崇俭朴以养廉。近日州县廉俸入款，皆无着落，而出款仍未尽裁，是以艰窘异常。计唯有节用之一法，尚可公私两全。节用之道，莫先于人少。官亲少，则无需索酬应之繁；幕友家丁少，则减薪工杂支之费。官厨少一双之箸，民间宽一分之力。此外，衣服饮食，事事俭约；声色洋烟，一一禁绝；不献上司，不肥家产。用之于己者有节，则取之于民者有制矣。
他在《英雄诫子弟》文中说道：伏波将军马援，也是一位绝代的英雄豪杰，而他在致他兄长之子的书信中告诫说：“我要你们听到人家的过失，如同听到父母的名字，耳朵可以听，但嘴上不能说。喜好议论人家长短，妄评政事法令的是非，这是我最厌恶的，宁死也不愿子孙有这类行为！龙伯高敦厚、周密而谨慎，口中没有挑剔别人的语言，谦虚、自制而节俭，廉明公正有威望，我爱他看重他，希望你们仿效他。杜季良豪侠讲义气，忧人之忧，乐人之乐，他父亲丧事上来致意的客人，许多郡州都有人来，我爱他看重他！但不希望你们效法他。学习伯高而达不到他那样水平，也还是个廉矩而整饬的文士，就是和平常所说的‘刻鹄不成尚类鹜’一样。仿效季良不成，沦为天下闻名的轻薄儿，就是和平常所说的‘画虎不成反类犬’一样。”这也是谦逊谨慎，收敛自己高远的胸怀，接触卑下近旁的道理，如果不这样，就不能够保持自己的久长和远大，含藏得不严密，就施展得不准确。苏轼的诗句“始知真放本精微”，就是这个意思。
曾国藩廉矩目的：致贤、养民、正风气
曾国藩一世廉矩，勤政爱民，了解民间疾苦，多次为民请命，减免税赋。廉矩使他挺起两根硬骨头。
曾国藩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十分尽责，他这种勤恳廉洁的精神，很为一般人折服。
他壮年时曾立志，要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要做一个天地间之完人。所以他说：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他所标榜的“廉矩报国，侧身修行”，也是注重以身化人，可见他是以从军、从政作为转移风气的过程。何尝要为一姓一家效愚忠呢？何以谓之转移风气？就是改造社会的意思。他常引顾亭林《日知录》上“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话来勖勉属员。保即为保天下，就是不要使“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换句话说，就是不要使人欲横流、兽性高张、道德沦丧、礼法荡然，社会没有办法来维系，这才是人世间最危险的事情，好像是“人吃人”了。
所以他把功名富贵不当一回事，常常教训儿子说：“予不愿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学为圣贤，全由自己做主。”他认为事业的成功是不可捉摸的，属之天命；学问道德是可以困勉而得的，使人们皆循正道而行，国运自然就好了。做官也应该以此为目的。所以他说：为督抚之道，即与师道无异，其训饬属员殷殷之意，即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诲人不倦”也。其广咨忠益，以身作则，即取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为之不厌”也。为将帅者之于偏裨，此一以君道而兼师道，故曰“作之君，作之师”；又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皆此义尔。
这不就是经世学的道理吗？所谓作君作师，即精神领袖和事业领袖合一，以事业表现精神，以精神贯注事业。曾国藩一生侧重此义，两者兼而有之，所以能把“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作秕糠尘垢”了。
他说廉矩的道理，不外“致贤”“养民”和“正风气”三端。风气如何能正呢？必须先培养人才，使之各得其用，让他们产生一种领导作用，这就是所谓致贤了。同时把人民的生活改善，使之安居乐业，“仓廪实而后知礼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就是所谓养民了。总之是教养廉矩，让治者与被治者，或士大夫阶级与农工商阶级，都能发展他们的技能，配合一致，殊途同归，然后风气可转，社会自然就欣欣向荣了。
战争期间，非重奖、厚利，不足得人死力，而奖励手段则又不外升官、发财二事。初时的湘军，筹饷相当困难，前线弁勇除口粮稍优外，不可能再另外给予重金奖励，而幕僚等后方人员薪资亦并不丰厚。办厘人员薪水来自厘金提成，粮台人员薪水来自湘平与库平银两的差色折算余数，弄得好也还收入不错。而文案人员则薪水出自军费，标准甚低，数有定额，仅能维持全家生活。他们所以对曾国藩幕府趋之若鹜，主要是为了学点真才实学，混个一官半职。曾国藩利用幕府训练与培养出大批人才，并委以重任，保举高官，以致“荐贤满天下”。这样，保举也就成了曾国藩吸引人才、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
曾国藩出生在一普通的农户人家，他与湘乡农村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了解农民的疾苦、愿望和要求，他的部队实际上是一支农民部队，他正是依靠这支部队打败了捻军和太平天国军队的。
曾国藩说：养民是为了民，做官也是为了民，当官不为民着想，那是我深恶痛绝的。为民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曲爱民歌，不是做几件事情摆摆样子，而是要真心实意地爱，“爱”字中间有一个“心”字，所以爱民就要出于“真心”。
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曾国藩这样写道：大抵与士兵和百姓交往，只要真心实意地爱护他们，就可以得到他们的谅解。我之所以深得民心与军心，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与官员和绅士交往时，即使心里看不起某些人，也不能在语言上、表情上、礼节上表现出来，我之所以在官场上不得志，就是因为常常表现出来的缘故啊！
尽管曾国藩与官员和绅士之间常常发生矛盾，这给他的仕途增加了不少麻烦，但由于他能真心实意爱护军民，所以还是能心有所想，事有所成。曾国藩的这种爱民思想应该说得益于他所受的儒家文化的影响。
在《尚书》《礼记》《论语》和《国语》中，民本思想已经很重，到了孟子，民本思想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以民为贵的思想可以说是历朝历代明君实行仁政的基础。孟子还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这是获得民心的法宝。
得天下就要得民心，得民心就要“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曾国藩称孟子为“真豪杰”，表示愿意终身以孟子为师。他的爱民思想、民本思想大概可以从孟子那里找到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