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者无以自存，自古之憾
【原典】
翰臣方伯廉正之风，令人钦仰。身后萧索，无力自庇，不特廉吏不可为，亦殊觉善不可为。其生平好学不倦，方欲立言以质后世。弟昨赙之百金，挽以联云：“豫章平寇，桑梓保民，休讶书生立功，皆从廿年积累立德立言而出；翠竹泪斑，苍梧魂返，莫疑命妇死烈，亦犹万古臣子死忠死孝之常。”登高之呼，亦颇有意。位在客卿，虑无应者，徒用累歔。韩公有言：“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盖自古而叹之也。
【译文】
翰臣方伯廉正的作风，令人钦敬仰慕。然而其死后家境萧条败落，无法庇护自家亲人，这使人觉得不仅是清廉的官吏不能学做榜样，甚至觉得善良的事情也没必要做。他一生好学不倦，正打算着书立说流传后世却不幸去世。我昨天送百两纹银帮助他办丧事，又做了一副对联悼念他，大意是说：“豫章平定贼寇，家乡保护人民，不要惊讶书生建功立业，都因为二十年积累道德学问才这样；翠竹斑如泪滴，苍梧招魂欲返，怎可疑惑贤妻死节贞烈，也如同千万载臣子死为忠孝的常行。”我这样站出来大声呼吁，颇有号召众人学习之意。然而仅处于客卿的位置上，估计无人响应，只好独自反复感叹不已。韩愈说过：“贤德的人经常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无德的人却志得意满，不可一世。”也是自古以来人们对这种情形的叹息呀！
勤求廉矩，严于自律
曾国藩以书生带兵，不爱财、不怕死，正应了岳飞所说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治矣。”可惜清朝二百余年的历史中，像曾国藩这样的官员是凤毛麟角。如果说，曾国藩在小的时候生活在湖南偏僻的山村，勤俭持家，是能够做到的，那么，当他权倾天下、显赫一时，仍不忘勤俭，居安思危，这种远见卓识与坚忍的毅力，则是常人不易做到的。
直到晚年，曾国藩克己求过、严以自律，仍不稍宽。他曾说：吾平日以“俭”字教人，而吾近来饮食起居殊太丰厚。昨闻隗时若将军言，渠家四代一品，而妇女在家并未穿着绸缎软料。吾家妇女亦过于讲究，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
余盖屋三间，本为摆设地球之用，不料工料过于坚致，檐过于深，费钱太多，而地球仍将黑暗不能明朗，心为悔慊。余好以“俭”字教人，而自家实不能俭。傍夕与纪泽谈，令其将内银钱所财目经理，认真讲求俭、约之法。
人而不勤，则万事俱废，一家俱有衰象。余于三四月内不治一事，于居家之道，大有所悖，愧悻无已！
这种勤求廉矩的精神是一般人所不可及的。
在他的日记中也充满了“律己”文字，此外，他还请求朋友和兄弟直言相告。
他曾说：“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处，度吾之短。其次则博学能文，精通训诂者，亦可助益于我。”
许多居高位的人，就是因为听不到一句逆耳的话，听不到一句真实的舆论，结果把自己的前程葬送了。曾国藩这种“勤求廉矩”“喜闻诤言”的态度，是很难得的。
曾国藩还有一件持之以恒、终生不渝的自律事情，便是起早。他常说：“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吾近有二事法祖父：一曰起早，二曰勤洗脚，似于身体大有裨益。”
其实起早不仅有益于身体，于做事方面也有裨益。湘军之所以有战斗力，便是能吃苦。而湘军起床早，吃饭早，也是比对手强的地方。
凡是律己廉矩的人，都是有坚卓志向的人。
曾国藩这样律己严刻，并不是仅仅表现在口头上，他是说到做到。我们看他立志写日记，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从来没有间断。便可见他做事是如何有恒心了！
即使带兵打仗，曾国藩也时时注意自律。他说：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诚朴，道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默察天意人事，大局殆无挽回之理。鄙人近岁在军，不问战事之利钝，但课一己之勤惰。盖战虽数次得利，数十次得利，曾无小补。不若自习勤劳，犹可稍求一心之安。
带兵的人最要紧的是得人心，而得人心的唯一途径，是严以律己。只有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才能指挥将士，激励士气。曾国藩的战略本来平常，他所以能取得最后胜利，完全是严格要求自己的结果。
非但如此，曾国藩直到年事已高，位居总督之职时，对于自己仍不肯稍失检点。他在日记中说：余日衰老，而学无一成。应做之文甚多，总未能发奋为之。忝窃虚名，毫无实际，愧悔之至！
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竟无剪除改徙之时，尤愧曷已。
到江宁任，又已两月余。应办之事，余未料理。悠悠忽忽。忝居高位，每日饱食酣眠，惭愧至矣！
可见曾国藩的一生，没有一天不在监督自己，教训自己。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使他在道德和事业方面一天天进步。
曾国藩的廉矩之名朝野共仰，声名有加，而一些同僚却畏之如虎，敬而远之，原因是他对于那些贪官污吏，竭力主张查办。
至于贤良之士，曾国藩则力为推荐或挽留，他说：朱明府之得民心，予已托人致书上游，属其久留我邑。若因办饷得手，而遂爱民勤政，除盗息讼，我邑之受赐多矣。
对于国家，曾国藩于咸丰元年（1851年）三月初九日曾上一折，言兵饷事。四月二十六日进一疏《敬陈圣德三端》，其言激直，有人忧其会因此获皇上谴斥。其上疏之故，具见咸丰元年（1851年）五月十四日写给弟弟的信中：二十六日，余又进一谏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其言颇过激切……余之意盖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而皇上圣德之美，出于天性自然，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而好谀，则此日臣工不得辞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不意圣慈含容，曲赐矜全。
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而忘私，国而忘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旧债，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
于此，足见曾国藩对于国家的态度。
曾国藩主张政治家应当负有领导社会的责任。亦希望教育家能负领导社会，转移风气，使之廉洁向上的责任。其《劝学篇》中曾说：若夫风气无常，随人事而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嬗诸无穷。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渎；和者如支河沟浍，交汇旁流。先觉后觉，互相劝诱，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隶之士风，诚得有志者异乎先路，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