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能独立自主研制发动机的国家仅有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中国。中国，终于将自己的名字骄傲地写进强者之列。这其中，包含了多少吴大观们的心血和期盼！
他曾说，要“预研先行、动力先行”。
吴大观的一生中，很长时间都在为发动机拖飞机的后腿而自责和反思。而他也用很大精力为“加强航空发动机预研”而奔走呼号。
当年，三机部部长吕东曾说过，如果我有两分钱，一定要把一分钱投到发动机；如果只有一分钱，那我一定要把它投向预研。
然而，长期以来，航空发动机预研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航空发动机是以飞机部件的身份存在，在飞机制造厂，航空发动机归成品科管。通常的做法是，航空发动机被飞机选为动力之后，才列为型号，而发动机研制的周期却要远远长于飞机的研制周期。
他曾急切地呼吁：“发动机是一门专业，是飞机的‘心脏’，不是飞机的一般从属附件，航空发动机应该变成一种货架产品。”“国外发动机研制首先是抓大量的预研工作，待预研做到一定程度，才开始进入研制、制造和发展阶段。”“没有足够的预研工作就不可能有先进的航空发动机。”
他经常说，我们要嘴里吃一个，手里拿一个，眼里看一个。
吴大观在《航空发动机》杂志2001年第1期上发表了题为《对航空工业两个重大历史问题的思考》一文，他认为，影响航空工业发展的两大原因：一是我国从未把航空工业技术列入国家高科技领域；二是航空工业要不要强大的科研工作体系，预先研究在航空工业发展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1998年7月，中国工程院在香山召开航空发动机专题研讨会。会后，12位院士和18名专家向中央提出了“加快我国航空动力发展的建议”。时任副总理吴邦国亲自批示并听取了汇报，国防科工委和财政部大力支持，批准实施以补充试验、技术验证为主要内容、以建立完善发动机设计体系为主要目标的“航空推进技术验证”专项计划（简称APTD计划）。
当刘大响院士把这一消息告诉吴大观，他竟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手舞足蹈起来。
他曾说，发动机要做好对飞机的配套和服务。
他提倡发动机研究机构与飞机研究机构要沟通。“我们发动机设计的正确思想应该从哪里来？应该从塔湾来。”塔湾是飞机设计所——601所所在地。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吴大观就强调“要摸清自行研制过程中规律性的东西，扎实打好科研基础，这在某种程度上说，同研制成一个具体型号同样重要。”“按科学规律办事”，这是吴大观一生遵循的工作准则。
1982年，66岁的吴大观离开西安，退居二线，他把“战场”从发动机车间搬到了科技委的一间办公室里，依旧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开始总结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经验和教训。
吴大观每天往返于科技委办公室和家之间，埋头在山一样的书海里。2002年后，年近九旬的他居然很快就学会了上网，他说，这东西太好了，国外现在干什么一搜就知道。
呼吁加强试验、注重强度和寿命研究、建议把企业由生产型改为生产经营型……吴大观的反思涉及航空发动机的方方面面。
2006年，吴大观在日记中写到：“一切工作必须遵循客观发展规律，符合者成，违背者败。”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吴大观为了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苦苦求索了一辈子，殚精竭虑。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很多后辈去看望他，他拉着每一个人的手，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三句话：
我这一辈子，没有为国家航空发动机事业打下一个好基础，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我应该检讨自己；
航空发动机一定要加强预研，动力先行，基础打不牢不行；
你们一定要敢说真话。
高擎事业传承的薪火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大响说：“现在中国搞航空发动机的人，都是在吴老的熏陶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太行”发动机总师张恩和说：“没有吴老，就没有新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吴老是现在所有还健在的航空发动机专家的前辈。”
在他们心中，吴大观就像一个慈祥又严厉的师长，留给他们点点滴滴的记忆，都是那么温暖。
吴大观深知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航空工业，最稀缺和最宝贵的资源就是人才，因而特别注重对青年人才和骨干人才的培养。他知道，培养一个骨干，可以带动一大批人；培养好年轻人，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就可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在606所原副所长、总设计师李志广的记忆中，最让他陶醉的美酒就是吴大观等所领导请的，虽然他仅喝了一口。1962年春节，606所决定请技术骨干聚餐，吴大观和其他所领导一起，亲点了32人。在那个困难时期，实在没什么吃的。由于长期吃不饱，身体虚弱，李志广刚喝了一口酒就顶不住了，脸色苍白被送回宿舍。虽然没什么可吃的，但在困难时期的那次宴会，表达的是所领导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年轻的科研人员备受鼓舞。这次宴会在“文革”中被批判成“尖子宴会”，现在已成为一段佳话。
“昆仑”发动机的总师严成忠1961年毕业分配到606所，以见习技术员的身份被选入吴大观组织的“远景工程师组”，跟踪世界航空先进技术，研究发达国家航空发动机的发展动向，结合国情探索我国航空发动机发展远景规划。与严成忠一起的9人，后来都成为领军人物和优秀的技术带头人。
吴大观知道，应该向世界一切先进国家学习，尤其是欧美。而语言，就是一个必须要突破的“堡垒”。在那个人人都学俄语的年代，吴大观号召大家学英语。当时的606所书记刘苏曾说过一句话：“科研人员，不懂数学是文盲，不懂英语是半文盲。”吴大观经常拿这句话激励科研人员学外语。无论是在黎明公司、在606所，还是在后来的西航公司，吴大观所到之处，“灯火通明、书声琅琅”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没有教室，就把他家的平房当教室；没有老师，他就亲自教，还邀请英语好的同志当老师，原发动机局总师周晓青就曾经应邀当过老师，起初他想自己钻研业务，不愿意去当英语老师，吴老说服他：“不要光想自己，心里要想想中国航空工业的大局。”
通过这种方法，技术人员的英语水平提高了，在接触国际先进发动机技术时语言已不是障碍。
吴大观是打心眼里爱惜人才。西航公司设计所压气机室主任韦龙庚的岳父是“走资派”，当年斯贝发动机赴英试验的时候，出国人员里并没有他的名字，是吴大观据理力争，才让“根不正，苗不红”的他有了出国学习的机会。回国后，韦龙庚很快成长起来。
斯贝会战的时候，为锻炼年轻人，吴大观亲自制订了详细的科研工作计划和技术学习计划，要求年轻人把自己管理的图样研究消化，半年后进行考核。西航的同事周芹生回忆，吴大观分别对每个人的工作情况进行考核点评，30多年过去了，当初分管的图样特点、原理他至今没忘。
吴大观还教年轻的工作人员如何去整理和利用资料、如何总结一个型号的经验和教训，以什么样的口气向客户汇报工作，甚至如何按轻重缓急摆放要处理的文件……还有，如何去做人，如何正确对待工作，如何看待人生价值……
采访中，记者们一直在追问：“吴老有这么高的成就，为什么不是院士？”
刘大响回答：“院士也是一名普通的科研人员。吴老没有赶上这个机缘，即便赶上，吴老也不会在乎的。”
是啊，在吴大观的心中，只有一件事：航空发动机事业。他可以从中央重工业部计划司航空筹备组组长调任黎明公司任发动机设计室主任；他也可以从606所技术副所长的职位，调任西航公司设计所所长；他并不在乎给他什么职位，他说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老兵，只要与他的发动机在一起，只要我国航空发动机事业能够薪火相传、蒸蒸日上，他就心满意足了。
吴大观可以舍弃名利、舍弃享受，唯独舍不掉的就是肩头“航空报国”的使命。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1947年，吴大观完成了在美国莱康明航空发动机厂和普惠航空发动机公司的学习，唱着这首《毕业歌》，经过56天漂洋过海，回到阔别3年的祖国。吴大观的心，就像这海风鼓满的帆：“祖国，我回来了！”
漫长的旅途中，吴大观除了通读那本美国新出版的《齿轮设计》外，伴随着他的是那一幕幕往事：
9年前，当日寇的铁蹄在中华大地肆虐，踏碎了中国人祥和的日子时，他跟随师长们来到西南联大，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决心像春天的野草在胸中蔓延。
7年前，当日寇的飞机在头顶轰鸣，连偏居一隅的昆明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时，义愤填膺的他，心中萌生了航空救国的强烈念头，毅然请求转学航空系。
5年前，在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年代，他明白了中国人民用血肉之躯抵挡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换来的道理：“落后就要挨打”，高唱着《毕业歌》，他踌躇满志地走出西南联大，一头扎进贵州大定“乌鸦洞”——当时全国唯一的航空发动机厂，用两年的时间，全面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发动机工艺技术。
3年前，他以中国国民党上尉军官的身份，赴美深造，肩负“航空救国”的使命，如饥似渴地学习了活塞式发动机设计、齿轮工艺、工装夹具、刀具设计及加工等技术……
如今，他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心情从来没有如此急切！
当时还是国民党上尉的吴大观，奉命筹建大定厂广州分厂，他不顾旅途的辛劳，藏起失去爱女的悲痛，马不停蹄地来到广州，但看到的却是国民党已经分崩离析、政府腐败无能，同僚们纷纷到上海的一些外国公司谋生。
报国无门的吴大观，陷入了深深的失望和苦闷：“我该往哪里去？”
经同学董寿莘介绍和老师宁榥的推荐，吴大观来到北京大学教书。
1948年，吴大观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投奔冀中解放区。
吴大观说，这是他政治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在石家庄，聂荣臻司令接见了他，俩人进行了促膝交谈。这位曾赴法勤工俭学后又身经百战的将军，与他有着同样的报国情怀。他渐渐看到，共产党人完全不同于国民党，也不同于美国军人，共产党人为祖国、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那份担当深深打动了吴大观的心。
谁真正能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必从之。
1949年11月，吴大观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人生理想和政治信仰完美融合的时候，就会迸发前所未有的能量。吴大观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航空工业的筹建工作中去，投入到新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中去。
吴大观惜时如金，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几乎坚持了一辈子。
吴大观一直对党心存感激，是党给了他报效祖国的广阔舞台。
1955年，当普通工人只有二三十元工资的时候，吴大观的工资是273元；1964年，吴大观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还被连续推举为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1次被评为行业优秀党员；1991年，吴大观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他被航空航天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老专家”称号，并被人事部批准为航空工业系统5位70岁以上暂不离退休的专家之一……
当这些荣誉加身时，吴大观却总在自责：“我凭什么拿到那么高的工资？凭什么得到那么高的荣誉？我做了多少工作？”总觉得党给他的太多，而他做得太少。
吴大观多次请求降薪未允，于是，从1963年开始，他每月多交100元钱党费，一坚持就是30年。从1994年开始，他每年向中组部继续多交4000～5000元党费。从1963年开始，吴大观除正常交纳党费外，连续46年多交党费11万多元。
有人问吴大观多交党费的原因，他的回答很简单：“建国初期国家一穷而白，百废待兴，党给我的工资那样高，我要还给党；20世纪50～70年代，为了国防急需；改革开放30年，我国还有1400万贫困人口；进入21世纪，与某些国家相比，我国底子薄、科技落后，多交党费，尽一分心意。”
89岁时，吴大观在日记中写道：“思想入党，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每个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都要把思想入党作为自己终身回答和实践的人生课题，经常想一想入党是为了什么，现在在岗位上做什么，将来身后会留点什么。”这年，吴大观已经有56年的党龄。
而吴大观身后留下的，除了一沓红彤彤的党费收据和几十年没换过的家具外，就是三句遗嘱：“我死后，一切从简，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把积蓄的10万元拿出来，帮我交最后一次党费。”
“文革”期间，吴大观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关过“牛棚”，扫过厕所，遭受过毒打，曾经迷惘过，“但是我们既不怀疑，也不去寻死，我们知道，他们（造反派）不代表党。”吴大观的夫人华国老人平静地说。1972年，吴老恢复工作，对那段不公正的历史没有任何抱怨，而是为中国航空工业又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痛心疾首。
1989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动荡，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吴大观也困惑过。但党的拨乱反正、一系列的改革开放、国力不断强盛……使吴大观再次相信，能救中国于水火的共产党，同样可以带领中国走向繁荣和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