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永恒的中国心
17562300000052

第52章 报道篇(44)

早在1964年,吴大观就考虑建设发动机高空模拟试验台,他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向上级写了报告,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亲自作了批示,1965年开始建设高空模拟试验台。到1980年,我国高空台的建设遇到了关键技术阻力。

刘大响就是当年随团到罗·罗公司参加高空台试验的。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吴老交给我们一个任务,去英国不仅要完成考核试验,还要学习英国高空台的设计、安装调试,特别是调试技术,要把这些都学到手。”从英国回来后,《高空台模拟试验技术》出版,对我国的高空台建设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1995年,我国发动机高空台通过验收,目前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高空模拟试验台。而刘大响也因为在高空台领域的卓越成就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从英国回来后,吴大观把同去的技术人员集中到江油40天,整理赴英期间形成的报告,他经过认真校对后集结出版,共11册,550万字。

对科技资料的统一归档管理,吴大观从在创建发动机研究室时就倍加重视。他常说,“科技档案、科技信息和科技图书资料是科技人员的粮食”,“用人民的钱买来的资料,每个技术人员都有责任钻研学习,整理好留给后人阅读。任何丢失资料,不认真学习的行为,都是对人民的犯罪。”吴大观看来,“只有完整准确的科技档案,才有可能研制出高性能的发动机来。”现在我们普遍开展的知识管理,当时吴大观已经在身体力行了。

“斯贝在当时是很时髦的发动机”,吴大观在回忆录中说,我们向英国人学了很多东西,他们也认真地教,可是关键的技术不告诉我们。罗·罗公司的技术董事胡克先生说:“你们中国人真厉害啊!买我们的苹果,还想要连苹果树都买走。苹果树嘛,那是另一回事儿。”

吴大观慨叹:我们真的是想搞出自己的发动机啊!

斯贝原总设计师贝凯特与中国打了30多年的交道,与吴大观也属于不打不相识。吴大观曾与他打赌,一定能把发动机干出来,否则永不再见。

没想到,1982年,斯贝发动机研制任务被暂停。吴大观带着深深的斯贝情结离开西安。临走的那个晚上,吴大观并没有和送行的工人们共进晚餐,而让女婿代为招待,他说自己还有工作要做,就独自去了办公室……

之后,贝凯特来华多次要拜访吴大观,他都拒绝了。没有在自己手里把斯贝干出来,他无颜相见。

1989年斯贝研制重启,吴大观喜出望外。

2003年9月,斯贝发动机全面国产化进入关键时刻,发生了叶片断裂故障,怎么办?87岁的吴大观听说后,二话没说,匆匆赶到西航,帮助查找故障原因,在他的指导下,第二台发动机顺利通过验证试车。

吴大观在2003年9月15日给西航总工程师王良的信里提到:自1982年我离开西安以后,无时不在企盼我们的国产斯贝发动机早日装上飞机飞上蓝天。他叮嘱王良要把罗·罗公司关于发动机部件寿命管理、故障研究、完整的发动机售后服务管理技术整理出来,结合我国自己的航空发动机外场使用实践经验,摸索出我国自己的航空发动机售后服务的路子,并推广到其他在役机种,并将自己总结的关键技术和资料献给了西航。2005年5月,吴大观再次将他多年在航空科研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提供给西航。

第三站:北京。换一种方式继续战斗。

无论是在沈阳航空发动机的初创阶段,还是在西安引进斯贝,吴大观始终在探索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航空发动机研制之路。

66岁,吴大观离开一线,来到了部科技委,在这里,他有更多的时间博览群书,查阅跟踪国外的技术动态。他在1997年9月的一份笔记中写着:“既感书太多,尤叹时间少。虽老不知疲,航空事难了。”从此,吴大观用另一种方式为祖国的航空发动机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发动机设计、制造、验收到底有什么样的标准参照?“文革”恢复工作后,吴大观发现了美国5007D通用规范,在这个规范里,有设计应该遵循的规则,把关的标准,而我们在发动机研制中存在的问题,在这个规范中都做了规定。

1983年,吴大观向部里提出要编制自己的规范。从仿制苏联的航空发动机,执行苏联的标准,一下子转到参照美国标准来制定我们的规范,很多人不理解,很多人持反对意见。有人说,规范是在卡新机的脖子。就连用户方——军方也持异议。

现在想来,航空发动机要参与世界竞争,要提高自己的质量和可靠性,不向高端学习靠拢,怎么能提高?

历时6年,吴大观主持编写了《涡喷、涡扇发动机通用规范》和《涡桨、涡轴发动机通用规范》,并于1987年经国防科工委批准,编号为GJB241—87及GJB242—87的国军标颁布试行,填补了我国航空发动机通用标准规范的空白。

从此,中国航空发动机的研制、生产、验收、售后服务等都有矩可循。完成了这个规范时,吴大观已经73岁。

严成忠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昆仑’发动机能走到底,就是得益于国军标。‘太行’发动机也不例外。”国军标颁布实施以后,我国的航空发动机研制步伐明显加快。

虽然离开了发动机第一线,但吴大观时刻关心着航空发动机事业的进展,他利用科技委资料丰富的便利,及时收集最新的航空发动机动态,并仔仔细细地整理出来提供给有关部门,他说:“一线的同志工作忙,顾不上收集这些资料,我整理好后提供给他们,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参考。”

每当有人来看望他,他就会询问:“发动机有什么新进展啊?”听到不好的消息,他就会忧心忡忡,他就会在自己的学习中收集相关的材料,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之道。1998年,82岁的他归纳总结了11条《我国航空工业需要统一认识的问题》;2003年,87岁高龄的吴大观还在《燃气涡轮试验与研究》杂志上撰文《关于先进核心机研制的几点意见》,探讨美国的“高性能涡轮发动机综合技术(IHPTET)计划”对我国核心机研制的借鉴意义。66岁以后,吴大观发表论文60篇。

当听到发动机研制的好消息时,吴大观脸上就会绽放出孩子般灿烂的笑容。1993年2月16日,606所原副总师刘国玉到北京来看望他,他高兴地说:“刚刚听说‘昆仑’发动机在加速性试验中,油门杆在几秒钟内推到最高。这是我听到的最好最好的消息,我高兴得一宿都没睡着。”

2008年西航迎来了建厂50周年,吴大观特别写信祝贺,他在信中讲到,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坚持贯彻科学发展观,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温家宝总理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说“坚持把自主创新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要充分发挥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作用”。他说,学习这两份报告,我的心情无比激动。

吴大观常常说,他的脉搏与航空发动机一起跳动。

在最后住院期间,每天小保姆给他送饭的时候,他还一边吃饭,一边说:“小王,你坐下,听爷爷给你讲讲发动机的故事。”

吴大观一辈子都在为航空发动机的自主创新而不懈努力。他在学习笔记中写道:“在核心技术领域,一个伟大而自尊的民族决不能幻想别人的恩赐……自主创新之路,注定是一条艰辛之路,但更是一条希望之路。”

航空发动机是在高温、高压、高转速的恶劣条件下连续工作,一种性能先进、工作可靠的发动机,需要设计师将气动负荷施加到极致,将温度负荷施加到极限,将机械负荷施加到淋漓尽致。航空发动机研制投入高,研制周期长,先进航空发动机技术任何国家都是对外封锁的。因此在航空发动机领域,自主创新更是一条艰苦卓绝的道路!

吴大观一直在开创!在尝试!在坚持!

在吴大观2006年12月24日的笔记中,工整地誊写着《我的中国心》的歌词:流在心中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我们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心境下写这首歌词的,但看着吴大观认真的字迹,耳畔响起《我的中国心》的旋律,他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目光有坚定也有忧虑,有安详也有焦急。

吴大观对航空发动机执著了一辈子,也奉献了一辈子。“事非经过不知难。”他这一生,走过了中国航空发动机最艰难的创业时期,苦啊!但是,“守得云开见月明”,2000年以后,我国自主研制的“太行”、“昆仑”发动机捷报频传,吴大观觉得,他这一生的苦,值得!

让科学精神照耀每一段航程

航空工业是机械工业之花,而航空发动机是人们所公认的高难度技术,英美专家认为,航空发动机的研制99%是冒险,成功的把握只有1%。

新中国成立时百废待兴,发展航空发动机事业,既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保障,也没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支撑,更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因此,注定会更难,更要走一条荆棘丛生、艰难曲折的道路。

吴大观走在最前面,既是实践者,也是思想者。

他曾说,航空发动机事业要有长远的规划。在建国初期,凭着忘我的革命热情,中国航空工业、航空发动机事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起初步体系,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国防的重任。

1983年10月6日,大连海军招待所,一个总结会,宣告了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型大推力涡扇发动机——涡扇6下马,与会者泣不成声。涡扇6发动机的研制前前后后延续20年时间,经历了四上、三下、五转移的曲折历程,付出了这一批科研人员从青丝到白发的全部心血,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由于研制周期拖得太长,本来先进的机型拖成落后的机型。

606所原所长李志广痛心地告诉我们:“涡扇6的拖延,使我国航空发动机研制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拉开了30年。吴老听到这个消息后,什么话都没有说。”

此后,吴大观更加努力地向有关部门呼吁,航空发动机的研制是技术密集、投资巨大、风险较高、周期很长的系统工程,研制一台新发动机,其进展的快慢以及能否成功,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工业基础、航空工业的技术水平以及政治与经济体制。

他说“发达国家航空发动机事业以他们数十年的活塞式发动机技术为先导,而我们没有任何基础,却被先进的高新燃气涡轮技术所包围,我们的研制道路必然具有长期性、艰巨性、曲折性等特点”。我们尤其要依赖于国家长远、稳定的航空工业发展规划,否则,发动机型号随意增减,新机研制轻易半途而废,不仅挫伤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还给国家带来了极大的浪费。他特别强调:“上级领导和使用单位应把航空工业的宏观战略决策放在首要位置。”

吴大观曾在笔记中感叹:“航空工业的领导者必须要有给别人做嫁衣裳的牺牲精神,不能追求急功近利的事情。一个项目上马,往往需要花费几代人的努力,一届领导班子往往无法见到成果。”

“航空工业建设是一门科学,有它特有的规律,瞎来可不行。”吴大观在1999年时,仍然在笔记上用重重的笔墨写下这句话。

他曾说,测绘仿制要摸透技术。

吴大观有一句口头禅:“先学正楷,再写草书。”1962年的米格21、1962~1963年接收的8个国外飞机型号残骸、1978年的引进斯贝,吴大观都带领科技人员,分课题研究,最后形成研究报告。

新中国航空工业起步就从仿制开始。吴大观一直强调,引进国外技术必须先吃透技术,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使自己变成设计该机种的主人。

吴大观强调“吃透”,一来是为当时生产和维修服务,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为我们以后自主研制飞机发动机“探路”。

他曾说,一定要造出自己的航空发动机。

吴大观年富力强的时候正是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打基础的时代。他关心的,并不是功劳簿上有没有自己的名字,而是我国飞机发动机事业什么时候才能走向自主研制,彻底摆脱仿制的镣铐。

搞航空发动机的人都知道自己的使命有多重,正如中航发动机公司总经理马福安告诉我们的,一个国家强不强大不仅在于它的经济和政治实力,更主要的是要具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没有强大的空军就没有强大的国防,而没有好的发动机就不可能有好飞机。

吴大观认为,我国航空发动机研制必须走出长期在测仿中徘徊不前的套路,走自主研制的康庄大道。

1985年,我国自主研制的“太行”发动机的研制受到涡喷15的严重冲击,命悬一线。12月底,科技委在株洲召开发动机专业组会议。会上,委员们一致认为要走自行研制的道路,不能再继续仿制。吴大观、程华明、宁榥、袁美芳、周晓青、张世英、王宏基、康毅、枉云汉等9位资深专家联名向邓小平同志写信陈言。

1986年1月8日,邓小平明确批示支持,“太行”发动机起死回生。历时18年,“太行”发动机终于在2005年12月通过设计定型。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吴大观常告诫自己的职工:“搞航空工业建设的人,是战士,是保卫祖国的战士,要有责任感和紧迫感,要搞出自己的飞机和发动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