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要离开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发动机，老人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多么美、多迷人啊！我是看不到我们自己的大飞机装着我们自己的发动机飞上祖国的天空了。但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
一辈子都在和时间赛跑
在沈阳606所大院的一角，一座日伪时期的老办公楼空空荡荡，寂寞地等待着日益临近的拆迁。20世纪60年代初，吴大观就是在这里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发动机设计研究所。
走进吴大观当年的办公室，一切都是那么简朴：一张老式的写字桌上，一个放大镜，一把计算尺，桌背后的墙上是一幅巨大的发动机研制图。这些陪伴吴大观多年的老物件，记录着近半个世纪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在一个封面已经发黄的本子的扉页上，吴大观写下的一行工工整整的钢笔字清晰依旧：“什么时候拿出我们的产品来献给党？”
新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是从修理起步的。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们走了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长期处于仿制阶段，缺少对发动机研制规律的认识。
航空发动机研制为什么这么难？因为它是所有动力装置中技术含量最高、制造难度最大的。要让流动的空气经过几米长、直径不到两米的金属“圆筒”产生几千千克甚至上万千克的推力，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航空发动机综合了多学科和多种专业的技术成果，设计中有些地方常人难以想象。比如发动机减重，设计的时候几乎达到毫克必争的地步，因为通常发动机增加1千克重量，飞机就要增重5千克。
为了提高国家航空发动机技术水平，解决飞机的“心脏”问题，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政府决定引进英国罗·罗公司60年代初设计的斯贝军用发动机。1978年3月，吴大观调入西航担任副厂长兼任厂设计所所长，主管技术工作。吴大观到西航的时候已经62岁，“我62岁要当26岁来用，看不到我国自行研制的发动机，我死不瞑目”，这是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那时的吴大观就像一台发动机，长期处于高负荷、高效率的运行状态。西航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周芹生记得，斯贝发动机在英国进行高空试验的时候，所有派出工作的人员全部是两班倒，可唯独吴大观跟了这个班又跟下一班。
吴大观一辈子都在和时间赛跑。他总是说自己的脑力不好、智力平平。无论是在扬州中学还是在西南联大，吴大观都不是高材生，但他坚信“笨鸟先飞”、“勤能补拙”，因此，勤奋好学成了他一生的习惯。
去世以后，老伴华国把吴大观留下的56本学习笔记交给了中航工业集团公司，她希望这些笔记能给后人一些启迪。翻开这些字迹工整的笔记，里面既有技术分析，也有思想心得，最后一篇的日期是2月8日，也就是吴大观去世前的一个月。
“我有看不完的书，学不完的技术和做不完的事。”吴大观常年坚持锻炼身体，每天散步、打拳和跑步，他认为专心致志学习也是一个很好的健身活动，能使人心平气和，与气功异曲同工，“人是吃五谷杂粮的，都有七情六欲。要排除私心杂念，我的方法就是找一本书……”
在“文革”那个特殊时代，很多人有书不敢看，生怕被扣上帽子。吴大观却不管那一套，他把英国的技术杂志包上红色封皮照看不误。现在想来，当时大家都心照不宣，其实是打心眼儿里愿意“放他一马”。
30年前，本已到了正常离休年龄，本可以在家颐养天年，是什么力量让这位花甲老人一干又是30年？吴大观给出的答案是：“紧张工作是我的最大幸福，攻关的胜利是我最大的快乐。”
吴大观一生追求航空发动机的自主创新，他常说，引进发动机，关键技术是学不到的，最终要靠自己。他深知，没有自己的科研技术研究基础，将会永远跟在别人后面爬行，永远不能让航空发动机行业翻身。
“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
6月18日早上7时，京城北郊航空城一幢3层老楼的普通单元房里，94岁的华国老人坐在窗边的小圆桌旁，凝视着金婚照上的老伴吴大观，泪水又一次模糊了眼睛。
3个月前的这一天，相依相守了66年的老伴永远地离开了她，而在这个家里，太多属于他们的美好回忆早已沉淀下来，它们时时奔涌而来，撕扯着老人的心。
塑料贴面的折叠圆桌是吴大观的书桌，也是一家人吃饭的餐桌。“到2004年已经不能上班了，他就每天按点儿学习，早上7点左右就催着我们收拾好桌子。”吴大观的女儿吴晓云说。对于父亲，吴晓云实在想不出有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几十年来，在她眼里，吴大观“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爸”。
水泥地、白灰墙，20世纪80年代的旧家具，像一张黑白照片把这个家定格在了那个久远的年代。至今，吴大观家里除了解放初买的几个用来装书和装衣服的箱子以及一张圆桌外，就是公家配备的几把椅子和一个书柜。整洁简朴的家居诠释着两位老人对生活的理解。“从1982年搬进这个房间，家具就没有换过。”华国老人对记者说，“我们一辈子过得都很简单，平平淡淡。”
2008年秋天，吴大观在体检中被查出患上绝症，但他藏起化验单，隐瞒了家人和同事，直到身体急剧消瘦，吃不下饭才被发现。病重期间，中航工业集团领导指示：要尽全力延长吴老的生命，送他到最好的医院接受最好的治疗。但吴大观拒绝了。他坚持在集团自己的医院——航空工业中心医院治疗，并表示，不要用昂贵的进口药品，“不要为我这种治不好的病浪费国家的钱”。
主治医生孔霞含着泪说，在为吴老治疗的28天里，每当老人从昏迷和熟睡中醒来，发现正在给他静脉注射进口药品，他总是挣扎着起身把针头拔掉……
“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大学时曾看过一部电影《悲惨世界》，影片里的这句台词吴大观铭记了一辈子。“一个人到社会上来，不是要这个、要那个，而是要有所贡献。”吴大观常常这样勉励自己。
吴大观少年时代颇受舅舅一家求学重教不近恶习的家教影响，特别是舅舅家大门上那副对联：“传家有道唯忠厚，处世无奇但率真”令他记忆尤深。他的启蒙教育在百年名校扬州中学完成，在流亡求学的途中，西南联大里很多留英、留美的教授们清贫如洗，一袭长衫，坚持教书育人到抗战胜利。在他们身上，吴大观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
“要做大事，不做大官”，从那时起就成了吴大观一辈子都在践行的誓言。面对很多人不解的目光，老人总是坦然地说：“这些东西有那么神秘吗？我觉得没有。因为当你把这些想法真正变成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生活、工作和做人的原则以后，一切都很自然了。”
2009年春节前，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乡政府居家养老服务办的工作室内，堆放着16袋米、16箱奶及16桶油。两天后，这些年货将发放到乡里16位无儿无女无工作的低保老人手中。购置这批年货的钱，正是来自吴大观夫妇。
几十年来，老两口秉承着“知足常乐、自得其乐、助人为乐、为善最乐”的信条，资助过的人不计其数——单位的同事，家里的保姆，而更多的帮助是给了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至今，吴大观已为“希望工程”、灾区等捐款9万多元，而当“希望工程”的工作人员赶来摄像时，他身上穿着的却还是那件20世纪60年代的蓝色涤卡上衣。这件衣服陪伴他经历了无数重要场合，被老人戏称为“常委”。
“常委”虽然早已被洗得发白，袖口也已磨坏，但吴大观常常打趣说：“它磨它的，不磨我身体就行。”每当这时候，旁边的老伴总是笑着搭腔：“缝缝补补又3年。”
“我愿做一磴阶梯，让青年一代踏着自己的肩膀向技术高峰攀登”
在很多人眼里，干航空发动机是一个悲壮的事业。
“当一个人能为一个信念奋斗一辈子的时候，结果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在吴大观90大寿的时候，外孙女梁焱几经斟酌，最终送上了一幅字做礼物：“有容乃大，无欲则刚”。
梁焱知道外公在美国时有个老朋友，回国前，他们之间有个约定：什么时候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发动机，什么时候再见面。那个老朋友10多年前来中国的时候，提出要见吴大观，他没有见。
在吴大观一生中，也有过几次非常幸福的时刻，一次是通过不懈努力，国产化的斯贝发动机终于通过了国家技术鉴定，还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秦岭”；一次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种大推力涡轮风扇发动机“太行”研制成功，实现了我国在自主研制航空发动机的道路上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的历史性跨越。更让吴大观感到欣慰的是，一批当年跃跃欲试的毛头小伙，后来都成了中国航空事业的中坚。
作为后辈和学生，74岁的刘大响如今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航工业科技委副主任。1980年作为高空台考核组组长，跟随吴大观去英国考察斯贝发动机引进技术的时候，刘大响还只是个“外单位”的普通技术人员，是吴大观顶着“胳膊肘往外拐”的压力让他挑起了大梁。
日后成为沈阳中航工业动力所总设计师的李志广，也深感受益于吴大观当年的“魔鬼式”英语强化训练。
“科研人员不懂数学是全文盲，不懂外语是半文盲。”吴大观认为，当时中苏关系已开始紧张了，再想得到苏方的技术支持很难，而最先进的航空发动机资料大多都是英文的。那个年代，大家在校学的都是俄语，而英语基础不错的人，自然而然就成了“老师”，中航工业科技委顾问周晓青就是其中之一。“在吴老的带领下，那时候的黎明厂学习蔚然成风，每天晚饭后办公楼里都灯火通明。”周晓青说，正是这种精神，帮助我国年轻的航空工业走过最艰难的创业历程，同时，很多年轻人也因为这样的“强制”学习而迅速成长起来。
很多老航空人至今还对那时的“黄豆干部”和“尖子宴会”记忆犹新。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不足，许多科技人员吃不饱，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了浮肿。吴大观看了非常着急，后来通过黑龙江某部队农场调来了一批黄豆给大家改善伙食，科技人员们于是就送了个“黄豆干部”的称谓给他。
1962年春节，吴大观和其他所领导亲自点了32名技术骨干聚餐，在这次后来被大家称为“尖子宴会”的饭桌上，大家畅谈工作体会，汇报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困难时期，这样的“优待”无疑给年轻的科研人员吃了一颗定心丸：无论什么时候，最重要的都是知识和人才。
另一方面，很多老一代设计人员也都领教过吴大观的“严格”。“就是当时的室主任、副总师甚至也有被骂哭的时候。”曾任“昆仑”发动机总设计师的严成忠现在回想起来笑着说。那时，不少人都听过吴大观说：“不要怪我不讲情理。我要给你讲情理了，国家的事可能就干不成。”
20世纪60年代初，在一次发动机高空台试验中，压力表的指针摆动了一点点，大家都认为这样就可以过关了，差那么一点点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吴大观却一脸严肃地说，不可以差一点点，活人和死人有什么区别，不也差一点点吗？不就差一口气吗？这一口气就是生与死的分水岭。一番话说得大家心服口服。
吴大观一生视技术资料如粮食。斯贝发动机第一任总设计师王振华记得，吴大观当年专门制订了一些硬性规定，要求出国人员必须按规定写出书面的学习总结，并将在国外学到的知识通过培训的方式传授给大家。吴大观说，如果每个人搞完研究之后都放在自己的脑子里，别人不知道，就是很大的浪费。
到了晚年，当大家提出要给他出版宣传他个人的书籍时，吴大观却主动提出：出版我个人的书籍不如出版技术论文集，给大家传播更多的知识最有价值。“我愿做一磴阶梯，让青年一代踏着自己的肩膀向技术高峰攀登。”吴大观说。
几十年后，那个穿胶鞋、吃食堂的“海归”时时还被提起。当时很多工人都没大没小地叫他老吴，而背地里，“老头儿”则是大家用得最多的一个称呼。
有人甚至还记得吴大观曾给同事们出的那个谜语：华国包饺子——打一三国人名，谜底是吴用。夫人包了饺子，不用说，当然是吴老专门享用了。
差不多30年过去了，梁焱忘不了外公唯一一次在北京陪她放风筝的场景，还有当时她哭闹着不肯回家时外公的许诺：“等我退休了，不上班时，就天天陪你放风筝……”
中国妇女报
给飞机装上“中国心”
——追记我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吴大观（上）
《中国妇女报》（2009年7月2日）
记者周文
一张黑色办公桌、几组红漆书柜整齐地摆放在1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打开书柜，已经泛黄的技术书籍散发出浓浓的油墨香。办公桌上，除了常见的笔筒、墨水、茶杯、笔记本外，还放着一把长长的计算尺。拉开身后墙上挂着的白色布帘，一幅复杂的航空发动机图表赫然映入眼帘。
这是吴大观在沈阳航空发动机设计研究所工作时所在的办公室。20世纪六七十年代，没有电脑这样先进的制图工具，吴大观就是站在这里拿着计算尺一点一点地描画着他追求了一生的航空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