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永恒的中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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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报道篇(15)

临危受命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民经济处于极其困难时期。

为打破国外的封锁,党中央做出了重大战略决策:勒紧裤腰带,加强国防建设,搞自己的武器装备。其中一个重要决定就是成立航空研究院。就在这时,1961年,沈阳航空发动机设计研究所(606所)诞生了。吴大观作为航空发动机专家、副所长,挑起了研究所科研生产技术工作的大梁。此前,吴大观已受命到沈阳黎明公司(410厂)组建了我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设计室。

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独立自主的航空发动机事业,就没有独立自主发展的航空工业。而航空工业的发展对于构筑完善的国防体系、提高综合国力以及提升民族自豪感都至关重要。然而,想为中国的飞机装上“中国心”并非易事。飞机的研制周期一般为3~5年,而发动机的研制周期一般要10~20年,其难度可想而知。

如何研制出发动机?从哪里着手?吴大观日思夜想。吴大观默默地实践着自己的誓言:“不研制出自己的发动机,死不瞑目!”

“先学正楷,再写草书。”当时,该所从上级有关部门先后接收了8个国外型号的发动机残骸,吴大观抓住这一有利条件,组织改建了陈列室,按照专业组织科技人员进行分解研究。

通过技术练兵,大大开阔了科技人员的视野,增加了技术储备。在对国外某型发动机进行技术摸底的基础上,吴大观决定主持研制涡喷7甲发动机,该发动机采用的气冷空心叶片,是20世纪60年代国际尖端技术,被称为航空发动机“皇冠上的明珠”。

一定要攻下这项技术。就在那个时候,吴大观说:“如果研制不出来,我的脑袋就挂在所门口。”

在621所、沈阳金属研究所等单位科技人员的通力配合下,吴大观组织反复研究、改进、试验、再改进、再试验……终于拿到了这把“金钥匙”。

这一重要成果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该项技术的国家之一,使我国的航空发动机研制前进了一大步。该型发动机装配的战斗机,在部队服役了20多年。

矢志不渝

“什么时候拿出我们的产品来献给党?”这是吴大观在一本技术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的话。这句话,或许可以说是吴大观一心追求航空报国的最好表达。

早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正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机械系的吴大观,在日本人的狂轰滥炸下,目睹百姓流离失所,心中就暗想:我应该转学航空系。自此,吴大观与航空结缘。

毕业后,在去美国接受培训的三年时间里,经历过别人的歧视和嘲笑的吴大观,最深的感触就是:一个国家不强盛,就会被别人看不起。他一心想的就是,回去报效祖国,振兴航空事业。

有了这些磨砺,吴大观矢志不渝地追求着自己的航空理想。

1966年,正在吴大观踌躇满志的时候,十年浩劫来了。那时,因为长时期用眼,吴大观的左眼出现视网膜脱落、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问题,正在接受治疗。在蹲“牛棚”、遭毒打的过程中,吴大观的左眼从此失明。

恢复工作以后,吴大观翻阅一些杂志看到,就是在这十年中,国外电子技术、工业化发展非常快,我们与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拉开了更大的距离。那时,很多人都不敢看书,吴大观却把书用红色封皮包上,坚持学习国外技术。

20世纪70年代,我国从英国引进了斯贝发动机生产专利,这是当时世界上比较领先的技术。吴大观按照组织安排于1977年12月调入西安430厂担任副厂长兼任厂设计所所长,参加斯贝发动机的试制。

时值62岁的吴大观迅速投入工作。他说,“虽然我62岁了,但我要像26岁的人那样工作。”

多年的投入让吴大观与我国航空发动机史上多个“第一”联系在了一起:组建新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设计机构、创建第一个发动机试验基地、主持设计研制了我国第一型喷气式发动机、组织自行研制了我国第一型大推力涡轮风扇发动机……吴大观也成为我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之一。

壮心未已

1982年,吴大观调入航空工业部科技委担任常委。脱离了一线的实际工作以后,吴大观有机会冷静地总结以前研制发动机的经验和教训、了解国外发动机发展的情况。他突然发现,搞了这么多年的发动机,究竟应该怎么搞,一道道关口如何把关,都没有章法可循。于是他向部里提出要编制我们自己的规范。

“比如说,现在的许多产品都会有企业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各国的军用发动机都有自己的标准,许多国际大公司也都有自己的规范。严格按照标准生产出来的产品才有机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中航工业发动机公司副总经理刘泽均说。

在编写规范时,关于试验部分,存在一些争执。当时,吴大观主张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在测试性能时,由两台发动机各做150小时不间断试验。但有人主张放松条件,只用一台发动机做试验就可以了。最终,吴大观这一方的观点占了上风。

所形成的两部规范后来经国防科工委批准,成为国军标颁布试行并沿用至今。这也使我国的航空发动机生产由无序化走向了规范化、有序化。

学无止境

2004年,吴大观从中国一航科技委离休。按说,88岁的人也该安享晚年了。但是他请求单位给他保留办公室。每周,总有两三天时间,吴大观都步履蹒跚地到办公室去,坚持了解航空发动机的发展情况。就在这一年,吴大观还学会了用电脑,学会了上网下载资料。

因为业务不太熟练,每次下载资料,吴大观都要紧盯着电脑屏幕。别人劝他,你不用盯着,它自己就能完成,但吴大观就是不放心,一定要认真地看着电脑一点点下载完成。

吴大观办公室的隔壁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大响。吴大观常对他说,自己老了,对发动机的情况不了解了,希望能多给他谈一谈。

刘大响说,每当他跟吴大观谈到发动机型号、预研等取得好的进展时,吴大观都非常高兴。他对刘大响说,大响,你现在是院士,发动机能不能搞上去,你的作用非常关键,一定要多向高层领导汇报,要敢于讲真话、实话,使领导能了解发动机的真实情况,才能给发动机更多的支持。

这就是吴大观的“中国心”,装的都是发动机,推进的却是整个航空工业,提升的则是民族自信心。

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样子

——追记我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吴大观(下)

《中国妇女报》(2009年7月3日)

记者周文

建于1964年的房子,因为风吹雨打,已显陈旧。没有任何装修。柜子是用1982年搬家时的包装箱做成的、沙发已经有些掉皮、床上的凉席还打着补丁……吴大观的夫人华国说,“自从1982年搬进这个家,家具就没有换过。”沙发、电视、写字台,简简单单地摆在客厅。这也是吴大观的书房。写字台上,摆放着他和老伴的合影,带着知识分子特有的宁静、安详。旁边放着一幅字,上面写着:知足常乐、自得其乐、助人为乐、为善最乐。这,也是吴大观坚守了一生的信条。

幸福的一家

吴大观有个温暖幸福的家。夫人华国跟吴大观曾是中学同学,但同校不同班,所以并不认识。后来,日本人打到江苏的时候,为了不当亡国奴,华国历尽艰辛,到了昆明。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两人相识并自此携手一生。

吴大观工作忙,每天工作到很晚,休息时间也很少,这背后自然少不了华国的支持。尤其是吴大观眼睛不好后,每天晚上吃过晚饭,都由华国送他到办公室。

虽是个“工作狂”,但吴大观在有时间的情况下,也总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刷碗、扫地……这些年,只要在家,每天中午、晚上吃完饭后,他都要拿一块热毛巾给华国;华国冬天经常咳嗽,吴大观就坚持每晚给她削一个梨,梨肉切成片状,插好牙签给华国,自己则把梨核啃干净;华国生病打点滴的时候,在家人来接替他之前,吴大观一定会认真地照顾华国,并专注地看着点滴的速度,以免出问题。

吴大观曾在他的《九十感怀》中写道:“我的家庭虽然成员少,但我们之间互相体贴、互相谅解、互相友爱。这对一个人的事业、工作、生活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与爱人1942年结婚,至今已64年,无论家庭出现什么样的困难、挫折,我们互相支撑着走了过来。年轻时是患难夫妻,到老年是相依为命。”

同时,吴大观对一些不正之风也坚决抵制。一次,单位有人因为某项评选找到他,想让他帮忙投自己一票,并带来了“礼物”。吴大观坚决退回,说你干得好我自然会投你的票。

外甥女华晓亮也在航空系统工作,她所在的624所处在山沟里,条件非常艰苦。华晓亮找到姑父,想让姑父跟领导打个招呼,换个地方。吴大观坚决反对,说,这种事不能做,得听组织安排。

在吴大观夫妇影响下,女儿吴晓云和外孙女梁焱虽未继承吴大观的事业,但都形成了坚韧、直率的性格。

最后的日子

2009年2月18日,吴大观被送到航空工业中心医院,经检查,已是癌症晚期。医生从他的病历中发现,2008年10月,吴大观在中日友好医院体检时,已经查出有肿瘤迹象,让留院观察。但他隐瞒了这一病情,对家人只说是肝囊肿,没大问题。

医院想从其他医院请些专家为他会诊,吴大观不同意,坚决拒绝一切治疗。医生趁他睡着时给他打点滴,他醒来看到,也要挣扎着拔掉,说“我的病情我了解,不要再给国家浪费了。请你们把最贵的药品用在该用的病人身上。”

他身体虚弱,医院打算给他配备有营养的饭菜,吴大观摇摇手,“不用了,让我的家人准备就好了,不要给党和国家浪费。”他还常对医护人员说,我这一生,该得到的都得到了,可是还有很多受苦的人。

吴大观住院期间,肝脏肿大得厉害,五六个肿瘤已经充满他的腹腔,最大的一个已有11厘米。由于双下肢浮肿,他不得不经常把腿架在床头以减轻痛苦。但他仍然坚持看书看报,护士长黄丽忠劝他休息会儿,他说,“孩子,学无止境啊!”

病重中的吴大观,还不忘关心他人。为了让护工多睡会儿,每天天亮以后,他都自己挣扎着爬起来。医护人员去跟他讨论病情时,他也总是尽量坐起来,让医生坐在床上说话。

3月18日,这位与我国航空事业相伴68年的老人病逝,终年93岁。临终前,他对相依相守了66年的老伴说了三句话:“丧事从简;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把积蓄的10万元拿出来,帮我交最后一次党费。”

临走时,吴大观身上穿的还是女婿的西装,还有些不太合身。

不舍的告别

3月20日,吴老的遗体告别仪式在航空中心医院举行。遵照吴大观的临终嘱托,灵台是用医院的旧桌子拼起来的,整个仪式也相当简单。但20多个花圈上,每个都贴了七八条挽联,遗像上是吴大观安详的面容,遗体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

前来吊唁的人群中,有历任航空工业领导,有生前的同事和好友,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步履矫健的年轻人……没有哭声,甚至没有哀乐,只有低低的啜泣和依依不舍的眼神。

不久后,一张10万元特殊党费的收据送到了吴大观家里。

其实,吴大观一生所交的党费远不止这些。

1955年,国家考虑到吴大观的贡献,给他定的工资是273元,而当时普通工人的工资也就二三十元,车间主任的工资是六七十元。吴老多次请求降薪未允,于是,从1963年开始,吴大观每月多交100元党费。当时收党费的同志收到吴大观的党费后就说,“吴总的党费得赶快上交,钱太多,我怕给丢了。”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党给我那么多钱,我用不完,要还给党。”他还常说,“党和人民给我的太多,我给党和人民的太少。”

随着工资的增长,从1994年开始,吴大观每年向党组织继续多交党费4000~5000元。

据统计,46年间,吴大观共交纳特殊党费21.1万元,救灾、济贫、助学,捐款共计9.3万元,两项合计30.4万元,约占其工资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吴大观走后,人们在他家里和办公室里共找到56本学习笔记,翔实的内容、工整的笔迹,让人汗颜——

“夜2:50”。写在学习《国际航空》“GE公司涡扇发动机新型燃烧室的研制进展”笔记前,时间是2007年8月14日。

“夜2:40牙痛,今日国家自主创新捷报频传,欣喜不已而忘记牙痛。”写在学习“倡导自主创新,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四谈认清形势振奋精神”一文前,时间2007年8月31日。

……

2009年2月10日,也就是住院前8天,吴大观留下最后一篇学习心得。这一天,他学习的内容是中航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林左鸣的讲话——《放手一搏迎势而上再造中国航空工业魂魄》。

笔记中,还写着这样一句话:“既然是一个共产党员,就要像一个共产党员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