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时全如今已近90岁，在地质大学的居所里，这位吴大观的老朋友对记者反反复复只说这么一句话：“我这辈子介绍入党的党员里，吴大观是最符合标准条件的。”时过境迁，当一切回忆逐渐模糊起来后，沈时全的脑海里还留着这样的意念。
吴大观爱国，吴大观热爱发动机，他一生的理念和信仰遇到中国共产党后才找到了归宿，所以他也一辈子爱党，对党的信念从没有间断过，即使遇到了“文革”。
“文革”前夕，吴大观正着手搞世界先进的涡轮风扇发动机，按照当时中国的实际国情，这是缩短与航空大国差距的一条捷径。“文革”的到来，让那台被命名为涡扇6的发动机和吴老一样遭遇了极其悲壮的历程。
“文革”的冲击使得其历尽艰辛，先后“四次上马，四次下马，五次转移试制地点”，虽然最终于1982年基本研制成功。但是科学是无情的，周期拖得太长了，配装的飞机已经被世界淘汰，研制出的涡扇6成了废铁。在总结大会上，会议主持者宣布：“我们几代人耗费18年研制的发动机完全失败了。”台下已是哭声一片，一向隐忍的吴大观也不禁潸然泪下。
航空发动机一个型号研究的周期一般要10年左右，眼看中国航空发动机闪现的一点光亮即将消失，他急得吐血。作为从国民党方面过来的知识分子，虽然此时他也迷茫困惑，但从没有动摇过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那些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他们不懂科学发展的规律。”
“什么时候拿出我们的产品来献给党”
在西安西航集团吴大观生前使用的办公室，记者看到一个笔记本静静地躺在桌子上，旁边是技术资料和一把计算尺。笔记本扉页上有一行小字：“什么时候拿出我们的产品来献给党？”
粉碎“四人帮”后，61岁的吴大观来到西航，参加从英国引进斯贝发动机的工作。在“文革”中饱受摧残的吴大观身患冠心病，左眼失明，但他毫无怨言地立刻投入工作。
他每天6点多到办公室，一直呆到晚上十一二点。眼睛不好，他就拿着放大镜查看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合同资料里的130份有关设计、技术、计算和试验报告等件件过目，一字一句对照英文，一遍又一遍验算公式。在刚到厂的4个月中，他就看了上千份资料，记下了几十万字的笔记。
国内航空发动机领域的资料太少了，他要求所有出国的技术人员都要写资料分析，“否则不给出差补助”。在他的倡导下，工厂建立了科技信息部门，把科技档案、信息和图书资料当作研发发动机的粮食仓库。
目前中国最先进的“太行”发动机在启动以及研制过程中举步维艰，因为中国航空工业长期仿制束缚了人们的头脑，在风险面前一些领导干部不相信中国有自主创新的能力。
1985年底，吴大观联合其他8位航空发动机老科学家上书，痛陈自主研发的深远意义，建议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肯定，从而促进了“太行”的研发成功，使我们的发动机从第二代直接跨越到第三代，成为第三个掌握此技术的国家。
2009年，这位“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的生命进入倒计时。临终前，面对着前来看望他的航空工业领导专家，他抓着他们的手说：“第一句，我一辈子，没有给国家航空发动机事业打下一个好基础，这是我最大的遗憾。第二句，一定要打牢技术基础。第三句，你们一定要讲真话，不要怕！要把真实情况告诉领导。”
如今，这位世纪老人的心终于走完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这颗心包含着奉献、科学，更包含着热爱祖国、忠诚于党。
这是一颗真正的“中国心”。
永不停息的“中国心”
——追记我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下）
《工人日报》（2009年07月02日01版）
记者车辉
一张棕色圆桌，一个黄色台灯，上面摆着一摞书籍，一个放大镜。这就是吴大观家中的办公环境。
走进吴大观位于北京北苑的居所，你仿佛回到了20世纪，一切都太简朴了，除了资料书籍是最新的，全部的设施都是陈旧的。事实上，从1982年开始，这里的家具就没有更换过。他所在的航空工业集团几次要帮他改善住宿条件，都被他婉拒。
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有着极强的人格魅力，这种魅力源于他的“中国心”。虽然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但他的“中国心”却永不停息。
“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
吴大观是江苏镇江人，自小受舅舅影响很深。他舅舅是一位开明人士，家风很好。门前的一副对联给吴大观的印象很深：“传家有道唯忠厚，处世无奇但率真”。
他的表哥从东南大学毕业，就业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在县里当县长，一个是在立法院里当职员。他回家和父母讨论，吴大观的舅妈斩钉截铁地说：“为官不仁，无官不贪，我们家老二不干。”
这些事给幼小的吴大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以后的日子里，吴大观认定：“只求做大事，不求做大官。”
在战乱逃亡的日子里，吴大观用不多的钱在广州看了电影《悲惨世界》，里面的一句话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从此，他把这句话当作了人生的信条。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吴大观在刚建国时工资就有近300元，而一名普通科研人员的工资也就50元。他多次找上级要求降低自己的待遇，未果，他将工资里的100多元当作党费交给了组织，至今累计10万多元。甚至在弥留之际，他还立遗嘱要子女把储蓄的10万元上交组织作为最后的党费。他上交的党费，已经达到了一生收入的三分之一。
他不是院士，但他是院士的老师
有人说，这一代搞发动机的知识分子是悲壮的。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吴大观设计的发动机，没有一台亲自定型并成功试飞。但是吴老的同行和学生认为，吴大观做的都是基础性的工作，“他是先驱和铺路者，没有他就没有中国航空发动机现有的一切。”
原航空工业部发动机局总工程师周晓青对记者说：“他的功劳很大，但是一生获得的奖项很少，我要说的是‘名帅无功’，他的功劳是带领大家，功劳都给了下面的将领。”
由于吴大观长期做的都是基础性、全局性的引导工作，又由于历史政治的原因，他没能全程亲自完成定型一项发动机，没有独享的重大理论成果，所以他一直没能成为院士。然而，他培养出了院士。
在西航引进斯贝发动机的时候，英国邀请吴大观所在单位派出十几名技术人员去英国学习，吴大观作为国家航空发动机的领军人，没有局限于西航，而是把有限的出国名额分散给了其他的研究所，“冒充”西航的技术人员，这样就让中国航空发动机各个领域人员都有了学习机会。正是这一次难得的学习，催生了一名叫刘大响的院士，也让我国的高空发射台技术占据了领先水平。
“他的心里只有中国航空发动机的全局，没有一点一滴的私利，还特别注意培养人才，搭建整个中国航空体系。”刘大响说：“他是我们的老师。”
百折不挠、忍辱负重、坚忍不拔、乐观向上……这些从事航空发动机研究人员的必备素质，在吴大观身上一点一滴地体现着。很难说清，是吴大观的这种性格让他从事了航空发动机事业，还是吴大观从事航空发动机事业形成了他的这种性格。
吴大观留下了几十本读书笔记，其中十几本是去世前几个月写的，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工整的小字，写满读书心得。在一篇《九十感怀》的文章中，他认为自己的智力并不高，一直不是高材生，但自己很执著，认定了“笨鸟先飞”、“勤能补拙”的古训。一生都在专心致志地学习。
“他的一生很幸福”
吴大观去世后，各大军事论坛都出现了军事迷对他的悼念帖子，一位网友说吴大观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的外孙女梁焱随后回复：“对不起，他很不悲剧！一个人，一生只有一个信念，并且为此奋斗终生，即使没有看到他想要的结果，也很伟大了！难的，不是结果，而是一生为之奋斗，永不放弃！”
吴大观很喜爱这个唯一的外孙女，梁焱目前只是一名普通的白领，她认为：“我外公不是高官，没有厚禄，子孙也没有沾他的福，沾他的光，但他坦然一生，淡然一生。他的一生，很幸福！”
吴大观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人类真正的区分是这样的，光明中人和黑暗中人，增加光明中人，减少黑暗中人就是目的。”在文章最后他提出：“知足常乐、自得其乐、助人为乐、为善最乐。”
中国青年报
给国产飞机装上一颗“中国心”
——记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
《中国青年报》（2009年7月1日）
记者吴晓东
2009年3月18日上午8时10分，一位老人静静地走完了93年的人生历程，带着拼搏一生的坦然和事业未竟的遗憾。他就是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
我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设计室、第一台喷气发动机、第一台涡扇发动机、第一个试验基地、第一个高空台……作为新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吴大观奋斗的历程，和新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许多个“第一”紧密相连。他一生先后主持过6个航空发动机型号的研制工作，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没有一个能最终完成定型批产。
弥留之际，吴大观叮嘱老伴华国：“一切从简；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把家里积蓄的10万元拿出来，帮我交最后一次党费。”
68年与航空相依为命
1949年入党的吴大观，多交党费的历史至今已是第46个年头。20世纪60年代初，作为国家二级专家，吴大观每月工资273元，而当时普通工人的工资也就是二三十元，车间主任不过六七十元。吴大观心里不安，多次请求降薪未允，于是从1963年开始，每月多交100元党费，至今已多交11万多元。
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傻，哪还有人嫌钱多？多年以后，吴大观在他的《口述自传》中坦露了个中原因：“我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0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1年被评为航空航天工业部有突出贡献老专家，那都是很高的荣誉。我凭什么得到那么高的荣誉？我扪心自问：你做了多少工作？到现在发动机还拖着飞机后腿！你这一生怎么做的呢？你既然是中国人，你就要分担中国社会的责任。那点钱并不多，办不成多大的事，只是尽自己的一点心意。”
在吴大观老人93年的生命中，有68年是与航空相依为命的。“没有经历过亡国生活，体会不到他的爱国情怀。”中航工业科技委原常委师元光感慨地说，吴老就是一本大书，他的一生承载着中国航空史上最精华的内容。
吴大观1916年出生在江苏镇江，大学时代是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中度过的。在西南联大，他想尽办法从机械系转到航空系。从当时国内唯一的航空发动机厂贵州大定的“乌鸦洞”，到远涉重洋赴美求学，吴大观深感“中国太落后了，太受人欺负了。要靠发展航空来挽救自己的国家”。
1947年3月，吴大观拒绝了美国有关单位的高薪聘任，在海上漂泊了56天，终于回到了祖国，他的全部行囊是两个装满书籍和技术资料的箱子。然而，国民党统治和当时航空界的腐败让他看不到希望，在朋友的鼓励下，吴大观毅然奔赴解放区。“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60多年过去了，他仍然为自己当初的抉择激动不已。
1949年11月，吴大观出任新中国重工业部航空筹备组组长，参与了新中国航空工业的筹建。面对国家资金短缺、国外技术封锁、技术力量薄弱等困难，一切从零起步，“摸着石头过河”。带领年轻的发动机设计队伍奋斗的往事，多年以后在吴大观看来仍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投身航空工业后，我一天都没有改变过自己的努力方向。”吴大观说。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的航空梦也从来不曾破灭过。
正在吴大观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一起落在吴大观头上。也正是在那时候，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他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也只剩下0.3的视力。
看着一个又一个并肩作战的战友相继离世，吴大观的心在流血，可他仍然忘不了他的发动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吴大观练就了一身地下工作者一样的超强本领，偷偷带些技术书进“牛棚”，晚上看，白天再藏起来。没有纸画图，就用手纸和旧报纸，画好的图怕被人搜走，就藏在床上的草垫下面。
对于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没有人听到过吴大观的一句抱怨。在晚年的自述中，吴大观这样写道：“我想想，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因为我们太无知，太没有经验了！水平太低——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政治水平都太低了。”这位达观的老人，就这样原谅了那段曾给他带来屈辱和伤痛的历史。让他一直痛心的是，那10年我们和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拉开了更大的距离，至今还在加紧追赶航空大国的脚步。
吴大观把发动机比作人的心脏，他说，发动机研制数十年发展不正常，就好比我们的飞机有心脏病，供血不足、心动过速、忽快忽慢、心率失调。为此，他一生都在为理顺飞机发动机研制的体制机制奔走。直到临终前的几天，吴大观还拉着老同事们的手，为没能给国家航空发动机事业打下一个好基础而自责，并再三强调，航空发动机太难了，一定要吸取历史教训，按科学规律办事，一定要敢说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