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天气很冷，我的手都冻裂了。南方来的同学中，手脚冻伤的很多。学校里有暖气，十三陵工地那边就没暖气了，北风一吹，地冻得很结实，一镐刨下去，只见一个小白点儿，但刨不动也得刨。我是总干事，必须带头干，最后双手都磨出了血泡，回校后得到了系里的表扬。
进了保密专业班
四年级的时候，北航成立了33A专业。当时北航新增两个绝密专业，一个是火箭专业，叫六系，在学校东南角专门建了一栋六系楼。我们叫33A专业，只一个小班，学冲压发动机，也属于绝密专业，把我选上了，看来学校领导对我是很信任的。
这个班主要由调干班的学生组成，有30来个同学。调干生基础相对较差，不少是从速成中学毕业后送到北航的，当然其中也有学得好的。学校从成绩较好的学生中挑了十几人与他们一起学习，显然是要在学习方面帮一帮他们。一共30多人组成了一个特别班。我担任班团支部书记。班上单独成立了党支部，曹楷同学当书记，毕业后他先分配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当教师，后调到沈阳606所工作，当过研究室的指导员、党支部书记，现已退休。
当时曹楷同学找我商量，要在班里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那时候讲政治，要保证全班同学顺利毕业。由我们团支部负责组织这一活动，分别结成“对子”。班上同学们的关系都很好，大家很团结，互相帮助，心情舒畅。党支部交给我的任务是帮助两个同学，一个是袁三民，还有一个是曹志稳。
袁三民同学为人正直。据说他当过林彪的警卫员，立过战功。到学校来之前，已享受部队连级干部待遇，带工资上学，而且组织上把他夫人调到了北航。我与袁三民两人课桌紧挨着，我经常帮助他，不懂的地方就给他讲一讲，一起讨论，直到他搞懂为止。其实这种方式也是我复习功课和深化学习的过程，应该说起到了互相帮助的作用。毕业前，他不幸得了黄疸型肝炎，因医治无效去世，实在太可惜了。后来，学校把我们几个跟袁三民接触最密切的同学都拉到医院去抽血化验，怕我们受到传染。我跟曹楷同学首当其冲，所幸两人都平安无事。
曹志稳同学政治上强，为人和蔼可亲，学习也很棒。他的夫人薛医生与我在祁阳同一所小学读过书，是同乡加校友，她被调进北航校医院工作。曹志稳毕业后分配到航天五院31所工作，后来调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当处长，之后又调到国家监察部任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纪委监察综合办公室副主任。他曾邀我有事可到中南海去找他，中南海是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由于怕给我们双方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而，他在中南海工作期间，我没去找过他。但我们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密切，现在联系还很多。
我们班上这些调干的老同学都是好样的，有些人虽然基础差一点儿，学习有点儿吃力，但都非常认真，刻苦用功。
除曹楷、曹志稳、袁三民之外，杨思霜同学对我帮助也很大，他经常主动约我谈心，交流思想，帮我进步，毕业后，他分到西安430厂工作，当过吴大观同志的助手，后担任工厂设计所的试验研究室主任；唐瑞成同学原则性强，严格要求自己，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毕业后留校当教师，担任过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北航印刷厂厂长，后因患癌症英年早逝；王润宗同学，童工出身，踏实苦干，后来与我一起在624所山沟里搞高空台建设，是11室“八大金刚”之一，当过机动处处长和教育培训中心主任，默默无闻一辈子，为高空台和624所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全班第一批入党
1959年，我入党了。我记得很清楚，入党时间是6月25日。我是大班中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与我同时入党的还有王润宗同学。当时学生党员很少，但我所在的5336班，因调干生党员较多，单独设立了党支部，由曹楷同学担任书记，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还有一位介绍人就是曹志稳同学。
争取入党是我在中学时期就立下的志愿，这可能与我担任过三个中学的学生会主席有关。因工作关系，我同学校党支部、团委的负责人接触较多，受到他们的教育、帮助和熏陶也就多，如邓国瑛、刘纪生老师等。当时，他们都很年轻，但充满活力，很有修养，处处做表率，肯于牺牲个人利益。他们像一团火一样，能将全校师生团结在一起，得到校长、老师和同学们的拥护。尤其是祁阳中学邓国瑛书记，曾经关心和培养过我的父亲，推荐他为湖南省的优秀教师，出席了湖南省和中南区的先进教育工作者大会。他也多次同我谈话，讲革命道理，表彰我能牺牲个人学习时间当学生会主席，主动做好社会工作，与团总支书记配合得很好，还能把自己的学习搞好。他经常鼓励我要努力争取进步，不要背家庭出身的包袱。我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党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政治表现”的政策，他还对我说：“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要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要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解放全人类，达到人人平等，世界大同，这是世界发展的大方向。”邓国瑛书记还说过，共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都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在我们党内，不少高级领导人的家庭出身也不好，但他们能够从思想上背叛那个阶级，投身于党的革命事业中，许多人还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他希望我正确对待，不背包袱，争取早日入党，这些道理给了我以巨大的鼓励和帮助。
回想自己的成长经历，我上大学，家里基本上没花什么钱。五年学习期间我只回过一次家，由家里负担来回路费。当年从北京到老家坐慢车需两天一夜，往返车费60多元钱，但这已相当于父亲半个月的工资了。当时父亲的工资要养活家里五六口人，还要供养爷爷，生活是比较艰难的。我一直享受学校的甲等助学金，除免交食堂伙食费外，每月还有4元零用钱，用来买笔、纸、牙膏和肥皂等生活用品。所以，我是党和国家一手培养起来的新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自己的今天。
1956年下学期，我正式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向党表决心，要把一切献给党，不畏牺牲，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奋斗终生。当时，我们小班的徐才通同学是党支部委员，后担任过党支部书记。他接到我的申请书后很高兴，给了我许多鼓励，并送我一本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此后，我就成了大班的入党积极分子，参加听党课，也常有党员同志找我谈话，我也经常向组织汇报个人的思想。
经过党课教育和党支部的培养、帮助，我深刻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特别是通过学习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使自己对如何加强修养，怎样才能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有了很大的升华，消除了我曾背上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我更加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只要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献身于党的革命事业，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办事，刻苦努力读书，将来报效祖国，同样有光明远大的前途！
经过党组织的长期培养和考验，我于1959年6月25日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1959年7月1日，我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从此，我正式成为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中的一名新党员。
“北京”4号
1958年“大跃进”，北航要搞飞机型号，我参加的是“北京”4号，是新中国第一架高空高速靶机。“北京”4号于1958年4月开始研制，设计马赫数2.5，采用冲压喷气发动机。由于种种原因，该机最终未能完成系统试飞，但1958—1960年，“北京”4号总计进行了7次回收伞外场试验和大量的释放可靠性试验。
当时，为了研制“北京”4号所需的冲压喷气发动机，以304教研室为主成立了一个设计班子，由教研室主任宁榥教授任总设计师。宁先生是国家一级教授，是全国航空界暂不退休的四位专家之一。当过吴大观先生的老师，在学校中有很高的威望。在课堂上，他画的图很漂亮，讲话幽默，深入浅出，深得同学们喜爱和敬重。
设计班子里分四个小组，即总体组、燃烧组、喷管组和控制组。每个组都由一位老师当组长，两个学生当副组长。我在总体组，组长是魏佑海教授。副组长一位是马继华，另一个就是我，主要是帮助协调参与该项设计的本班同学的一些事宜。马继华比我高一届，也在北航读研究生，导师也是宁榥教授，我常叫她马大姐，后来留北航当教授。她对我很关心，1961年我身体不好，胃痛很厉害，她经常安慰我，还从家中弄点好消化的东西给我吃，在一切都凭票供应的最困难时期给我以莫大的帮助。
魏佑海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师长之一，他博学多才，学术造诣高，和蔼可亲，深得同学爱戴。改革开放以后，1985年他应邀到广东省江门市创办新型中心城市大学，任五邑大学副校长。1989年由国家教委领导推荐，广东省政府任命他为深圳大学校长，直至退休，为五邑大学、深圳大学的初创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搞“北京”4号的研制，需建设暂冲式气源的高马赫数的冲压发动机试验设备，由杨再明老师担任实验室主任。我当时是学生，与老师、工人师傅一起劳动，积极参加实验室建设。有小零件需要焊接，我就提着零件骑自行车跑到清华去求援，请他们帮助焊接。我们实验室有一位工人师傅叫李文模，个子瘦小，技术水平高，人也很好，为实验室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2000年我到北航后还见到过他，他一下就认出我来了，还记得我的名字。他年纪大了就去守航空馆的大门，退休之后又修自行车，始终在辛勤地劳作。
实验室建成后，在读大学和研究生期间，我曾参加过超声速扩压器和燃烧室的一些试验研究工作。
北航五年的学习，对我来说，既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政治思想、文化知识，还是个人素养，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同时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师从宁榥教授
1960年，我大学毕业了，我们都等着分配。一宣布分配名单，唐瑞成同学留校任教师，我留下来免试读研究生。那时向苏联学习，叫副博士研究生。
到研究生班后，首先补工程数学、外语和马列主义课程，后又去听空气动力学、喷气发动机原理、燃烧理论和工程等专业课程。当时一起上基础课的研究生还有任汝根、岳承熙和曹玉璋等同学。
我的副博士研究生导师是宁榥教授，研究方向是燃烧学。
宁榥先生是我国著名航空发动机专家，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组，1940年获英国牛津大学硕士学位。宁先生在英国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为了抗日，报效国家，他毅然回到祖国。1941—1946年任西南联大航空系教授，1946—1952年任清华大学航空系教授，1952年以后，任北京航空学院发动机系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曾与他指导的研究生高歌教授一起获得国家科技发明一等奖。
宁榥先生懂英、俄、德三国语言，他鼓励我一定要学好外语和数学，说“不懂外语是半文盲，不懂数学是全文盲”。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参加北航304教研室的冲压发动机和燃烧室实验研究工作，并编写了副博士研究生学习计划。只可惜这个计划未能实现，我就中断了研究生学习。
我大学毕业时，身体状态就不太好。医院出具诊断证明，查出来患胃溃疡，后来一段时间在北航病号灶吃饭，伙食比大食堂要好一点儿。但还是不行，胃疼得厉害，有时还有点儿便血。
曹楷的哥哥曹克强解放前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当过驻朝鲜大使馆参赞和大使，也当过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西亚北非司司长，驻叙利亚、瑞典、法国大使。我曾随曹楷到他家里去过一次。他看我身体很虚弱，就让曹楷同学送我两支朝鲜高丽参，至今仍记忆犹新，是真正的野山参，对我的身体恢复起了一定的作用。
304教研室有一位女老师，叫李静明，见我吃得少，就给我弄一些炒面，用玻璃瓶子装上，对我说：“你饿的时候吃一点儿，要少吃多餐。”马继华师姐也这样做过，都令我十分感动。
后来经领导批准，我回湖南老家休养了一段时间，那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没东西吃，母亲就拿毛衣给我换地瓜（红薯），弟弟冒着生命危险下河捉鱼给我吃，但在当地没有条件进行治疗。所以，两个多月后又回到了学校。当时我的思想负担沉重，一是担心所耽误的功课难以补上；二是感到身体无法再坚持下去。经过与一些老师和同学反复研究，思之再三，最后决定还是早点儿离校，出去工作为上策。
1962年2月，我正式写了报告给沈元副院长，他问了我一些情况、看了医院的诊断书，经研究后就批准了。我就这样提前结束了难得的副博士研究生学习机会，至今仍觉得很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