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外委会就《陆地国界法》组织了立法调研。分为几个小组，我参加云南边界调研组，由全国人大外事委副主任吕聪敏（注2）带队，加上王良旺将军（注3）和我3人组成一个小组，还有四五位工作人员。我们调研组到云南调研了10天，跑了大部分的边界口岸，一直到了中缅、中老边界。第一次深入边境考察，体验到广大边防官兵们的艰辛和对祖国的忠诚，感觉到边界划分和管理的复杂性。云南省的边境比较特殊，有些边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一段边界线正好通过一些家庭的房子中间，所以边界不可能划得非常清楚。又譬如云南德宏境内中缅边境线长达503.8千米，同一民族跨境而居，具有浓厚的历史性、民族性、群众性。民族、宗教、信仰、习俗相互交织，部分乡镇、村寨与缅甸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形成一寨两国、一坝三城等特有风情。
后来大家的意见认为这一段还是按照既定的传统方法来处理，我也觉得这样比较好。当时我们先到贵州开了座谈会，后到云南省开了座谈会，再到边境口岸看了看，在边界口岸都照了相，而且我们也到老挝的那边去了，同老挝的边防军官和士兵做了交流，总体上认为当地的边界状况还是比较好的。
这次到云南边界调研非常辛苦，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坐三四次飞机，乘汽车跑的也都是羊肠小道。我因年纪最大，大家对我都格外地关心和照顾。结果我们三位老同志都挺过去了，个别年轻的朋友却生了病。
调研中我们跟当地少数民族的老百姓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了解他们的想法和建议。长期以来，云南边界两边百姓相互赶街互市、走亲访友、放牧引水、往来频繁，那边随便过来了，这边也可随便过去，这种兄弟情谊是令人高兴的。调研回京后，我们向外委会提交了一份调研报告。估计《陆地国界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可能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才会正式通过。
四度呼吁造中国自己的大飞机
关于发展我国大型飞机的问题，30年来进行了反复的酝酿、讨论和探索，运10的自主研制、MD－82／90的国际合作生产都曾取得可喜的成果。运10还多次飞到过首都北京和西藏拉萨，但由于种种原因，均未获得成功。干线客机始终没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没有形成自己的大型飞机产业。
对于大型飞机的研制，行业内外的专家学者、领导和群众都十分关心，纷纷献计献策，提出各自的看法和建议。虽然，大家对大型飞机的具体方案和分工定点意见不尽相同，但在大的原则和方向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即大家都认为：大型飞机是涉及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发展和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一项标志性工程，要尽快决策并抓紧组织实施。
1970年以来，我国搞大型飞机经历了三起三落，30年的努力，两代人的心血，虽然没有成功，但中国人的“大飞机梦”并没有破灭，现在应该是最佳的时机。在全国人大会上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我曾谈到搞大飞机必须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
第一，必须是国家意志。因为大飞机不是一个企业的行为。如果国家不重视、国家不想搞大飞机，再多的企业想搞也是不行的。
第二，必须具备研制大飞机的基本条件。包括人才，制造、试验设施，基础能力等。我国几个大型飞机企业，一直在给波音和空客公司制造多型大飞机的不同部件。我认为，我国已基本具备了一定的研制、生产大飞机的条件和能力。
第三，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我国通过改革开放30年的努力，国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2006年国家经济总产值已达到26.3万亿元人民币。应该说我国搞大飞机已经有了较强的经济实力来支持。
这次提出搞大型飞机，是从2000年开始的，当时由王大珩、师昌绪、顾诵芬、郑敏哲等几位院士牵头，我也参与其中，多次给中央上书，这在我国算是第四次强烈呼吁国家要搞大飞机了。2003年北京“非典”肆虐期间，温家宝总理视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时，首次公开表态我国要搞自己的大飞机。
此后，许多部门积极组织专家开展论证工作，形成了不同方案的版本。由于意见不一致，使中央主管领导一时难以下定决心。
2004年3月—2007年3月，我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就大飞机工程问题，共提交了3个建议和1个议案。有几十位人大代表或常委委员参与了共同署名。
我的一个总的观点是：大型飞机是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和科技创新的一项标志性重大工程，研制大型飞机对国家的影响力、凝聚力和对国际的影响力不亚于“两弹一星”，要尽快决策并抓紧组织实施。
2004年3月，我在十届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的第一份报告《关于尽快开展大型飞机研制的建议》，主要包括重大战略意义、必要性和紧迫性、总体目标和发展思路、具体建议等四方面的内容。
2005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针对大飞机项目久议不决和一些争论不休的热点问题，我再次提出《大飞机要尽早立项尽快开展研制工作》的第二次建议。为了不致于产生误解，我再一次对大型飞机工程提出明确建议：一个工程，两种机型；军民结合，大运先行；自主创新，国际合作；统筹规划，分步实施。
我还提出：大型飞机、尤其是干线客机，是一项高技术、高集成度的重大系统工程。具有技术复杂、难度大，投资多、周期长的特点。这决定了其发展过程决不会一帆风顺，必然会遇到各种大大小小的困难，需要长期不懈的坚持和大量的投入才能取得成功。
搞大型飞机不可能在一届政府任期内完成，需要历经几届政府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真正取得成功。因此，它既需要具有远见卓识的现任国家领导人做出战略决策，早日立项开展研制工作；又需要制订一个长期稳定的发展规划，后任的各届政府要持续不断地大力支持，使其不因政府换届或领导人的交替而导致项目中途下马。
开展大型飞机研制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和光荣使命。我们再次强烈呼吁和建议，大型飞机工程不宜久议不决，应早日立项，尽快开展研制工作，实现中华民族的又一强国之梦。
2005年五六月份，在国防科工委和上级有关部门召开的几次座谈会上，我在发言时强烈呼吁：当前是我国开展大型飞机研制的最佳时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是必要的，但不能长期不休地争论下去。空谈误国，只说不干，即使再争论20年，书面方案搞得再完整，也不会有自己的大飞机。现在最关键的是要尽快做出决策，尽快开展研制工作，不要错失良机。否则，如果久拖不决，失去这次前所未有的最佳机遇，到2021年，即建党100周年时，我国可能将仍然没有自己的大飞机，还是要花大量真金白银到外国去购买，那就会铸成最大的决策失误，我们将无颜面对子孙后代！
为了确保大型飞机工程顺利实施和可持续发展，我国大型飞机产业的发展应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为此，在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我就大型飞机工程的立法问题提出了议案，并在中航二集团政策研究室的大力支持下，草拟了共计20条的《大型飞机产业发展条例（草案）》。待条件成熟的时候，再制定国家的《航空工业振兴法》。
此外，我还就大型飞机的“心脏”———先进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研制问题，写了一份专门的建议书，提出大飞机发动机开始可能要买一点，因为用成熟发动机来飞新飞机是国际上的通常做法。但一定要同步积极开展自主研制工作，最终要立足于国内自主保障，给我国自己的大飞机一颗健康强劲的“中国心”，以摆脱发动机长期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以上这3项建议和1项议案，得到全国人大和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对每一份建议，原国防科工委和有关部委都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做了很高的评价，国家发改委还就《大型飞机产业发展条例（草案）》的议案，邀请我参加一次专题座谈会。
非常可喜的是，在2006年3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将大型飞机正式列入我国“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中16个重大科技专项工程之一。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世纪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并将它定位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标志性工程”，意义十分重大，我们大家都感到十分高兴和欢欣鼓舞。
2006年7月国务院成立了以国务院领导为组长，由各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大型飞机重大专项领导小组。为了做好方案论证工作，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大型飞机方案论证委员会，由18名委员组成，我有幸是其中的一员，从2006年7月17日开始论证工作。论证委员会由国务院办公厅领导，任命顾诵芬、李未、张彦仲三位院士担任主任，不分正副，轮流担任会议主席。论证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由国家科技部负责具体组织工作。
论证委员会成员来自十几个不同单位，从事不同的专业工作。大家都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上，主要围绕大飞机工程怎么搞，搞军还是搞民，搞大还是搞小，总装定点放在什么地方，发动机要不要自己搞，大概需要多少经费投入和研制时间，需要哪些条件和配套政策等几个方面，从不同的角度让各位委员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虽然开始时意见有些分歧，但讨论时非常认真，气氛热烈，大家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在多项调研工作的基础上，方案论证委员会经过近6个月的论证讨论，其间向国务院领导做了多次汇报。温家宝总理、曾培炎副总理两次接见方案论证委员会全体成员，做了重要讲话和指示，明确了许多焦点问题，给大家以巨大的鼓舞。最后形成了观点一致的论证报告，得到国务院领导的充分肯定和采纳。
2007年2月26日国务院第170次常务会议批准大型飞机研制重大科技专项正式立项。2008年5月11日，作为大型客机项目实施责任主体的中国商飞公司在上海成立，全面开始C919飞机的研制工作，全国人民期盼已久的这件大事，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有了良好的开端。
我完全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的大型飞机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翱翔在祖国的蓝天，实现中国人民的又一强国之梦！
在本书出版之即，我们迎来了特大的喜讯：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运输机，经过2007天的艰苦努力，于2013年1月26日首飞翱翔蓝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世界各国为之震惊。作为大型飞机方案论证委员会和其后的专项专家委员会成员之一，我在首飞现场，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与年轻朋友一起欢呼跳跃，热烈鼓掌，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充分发挥三线军工企业作用
对于三线建设，长期以来存在着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建三线是错误的，由于建设地点太过偏僻，为后来企业的经营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和不便，研究院所远离大城市，交通不便，信息不通，科研无异于闭门造车；另外一种意见认为建三线是对的，成就卓著，意义重大。
我在三线地区工作了30年，我的观点是对三线建设要一分为二，总的认为当时搞建三线是对的，利大于弊。主要理由有三点：一是当时国际形势很紧张，中苏之间发生珍宝岛事件，两国关系到了快要破裂的边缘，台湾当局继续叫嚣“反攻大陆”，中印边界形势也较紧张，我国四面受到夹击。在那种“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严峻形势下，毛主席高瞻远瞩、在内陆纵深地区建设大后方是十分必要的；二是三线建设已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重要助推器，为我国中西部留下了一大批的物质财产；三是毛主席搞三线建设的战略眼光和发展思路，给我国现今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重要启示。
事实上，三线建设所形成的一批大型国有企业、研究院所、基础设施，所崛起的一座座新兴城市，为现今的西部大开发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当年的三线建设，绝对不会有今天中西部的繁荣，与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可能还要大很多。
当然，三线建设、尤其是军工企业还存在着许多实际困难和问题亟待解决。为此，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我提交了一份《关于充分发挥三线军工企业作用》的建议。针对这份建议中所提出的主要问题，国防科工委于6月14日以委办复字［2004］16号文，给了我一个较为圆满的答复。主要措施有：一是要继续帮助三线军工企业实现改革脱困目标，落实2002和2003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军工企业改革脱困方案的通知》两个国发文件所规定的各项要求，加快军工企业改革脱困的步伐；二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将三线军工企业的改革发展纳入地方发展改革的总体规划；三是帮助三线军工企业剥离社会职能，以解决三线军工企业的沉重负担。
四次外事出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