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我国中央企业的全国人大代表是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采取中央提名、地方选举的方法产生的。2003年1月，我在辽宁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高票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同年3月5日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委员。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这是一种崇高的荣誉，是党和人民的信任和厚爱，我心情无比激动，感到十分光荣，也感到了一种神圣的、庄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这是所有人大代表的共同心声。我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代表人民群众的声音，如何不辱使命，真正起到一个代表和常委的作用，但也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担心自己难以完成人大代表和常委的神圣使命。我暗自下定决心：一要加强使命感，认真履行代表职责；二要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和法律水平；三要谦虚谨慎，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四要提高责任感，敢于讲真话，积极建言献策。
2003年3月5日，我佩戴代表证跨进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参加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心情非常激动，因为这是自己有生以来参加的一次最庄严、最重要的会议。
大会期间，我们认真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们对这届政府卓有成效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
3月15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投票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和常务委员，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我投下了神圣的、庄严的一票。胡锦涛、吴邦国、江泽民都以高票分别当选为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央军委主席。在按5％差额选举常委会组成人员时，我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3月16日，根据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提议，全体代表高票选举温家宝同志为国务院总理。肖杨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贾春旺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胡锦涛、郭伯雄、曹刚川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3月17日再次举行全体会议，表决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委员，我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委员；并选举决定了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和各部部长。至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政府换届选举顺利完成，实现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
一次意外的记者采访
每次全国人代会期间，都有不少中外记者进行采访。这是我第一次参政议政，没有经验，所以见到记者尽量绕道走，避而远之。
3月17日，投票结束后，我正往外走，突然一帮记者围了上来，塞给我很多名片，我看了一下，其中外国记者居多，也有几位国内媒体记者。十几个麦克风和录音笔向我伸过来，照相机、摄影机也同时对准了我。这阵势让我真有点遭遇“突然袭击”的感觉。
他们向我提出两个我事先毫无思想准备的尖锐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这次选出的国家领导人中，有相当多人来自上海，你认为这一届领导班子中是不是存在“上海帮”？这个问题不仅具有挑战性，甚至有点挑衅的味道，我真的感到很突然。
当时我想，如果避而不答，或者采取“无可奉告”的外交语言，可能会引起负面影响，因为我刚刚投完了自己神圣的一票，所以我先是仔细地听他们的提问，然后又冷静下来想了想，清了清嗓子，理直气壮地回答：
“这个观点是不对的。我们这一次中央政府换届，是在新世纪之初进行的，可以说比较顺利地完成了新老交替。这些领导同志都是从全国很多优秀干部中选拔出来的，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这次中央政府换届，的确有些领导同志来自上海，但他们不全是上海出生的。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过去就在中央工作，后来调到上海去的。近几年上海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搞得很出色，这些同志在那里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现在又回到中央来工作，这是很正常的。还有一部分同志原来在其他省市工作，后来调到上海，这次被选拔到中央政府里，我认为这也是很正常的事。这些同志德才兼备，来自五湖四海，因此，不存在‘上海帮’问题。我认为‘上海帮’这个提法是错误的。”
他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江泽民为什么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他为什么没有全退下来？我仔细地想了想，响亮地回答：
“我们中国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领导班子换届时，老同志对新班子要‘扶上马、送一程’。江泽民同志是我们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为党和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为部队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有很高的领导水平和丰富的领导经验。江泽民同志在军队里威望很高，这次继续选举他当中央军委主席，正是反映了我国‘传帮带’的优良传统，也体现了我们中央领导集体的团结，这样做可以更好地保证军队领导层新老交替的平稳过渡。我相信，江泽民同志高票当选，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这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对军队的建设也是非常必要的。”
我边回答，边往外走，终于摆脱了这些记者们的“包围”和“堵截”。
开完人大会回来后，我立即向中航一集团科技委王昂主任做了汇报，说我当时是怎么回答的。王昂主任说：“你回答得挺好，回答得很巧妙。”他的话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实际上当时自己还真有点儿发怵，因为这是第一次突然遇到记者这么尖锐的提问。后来回想一下，这些记者提的问题也不见得都有“恶意”，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完全是我自己的心里话。
出席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
2003年3月19日9时，我作为新当选的人大常委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副秘书长和各委员会工作机构成员的任命，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名单，任命了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和法制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最后由吴邦国委员长作重要讲话。
我曾经随同国防科工委张洪飚副主任向邦国委员长汇报过工作，他对航空发动机做过两次重要批示，我对他十分敬重和感谢。他讲话时底气很足，声音洪亮而稳重。他首先祝贺大家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说：“人大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我国施行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机制，中国的政治发展方向一定要在扩大民主的基础上，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必须坚持和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邦国同志原是国务院副总理，在第一次常委会讲话中，他说现在我们这些当选人大常委的同志首先要转换角色。包括他自己在内，在座的很多常委都曾经是政府官员，可以决定很多重大事情，现在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了，主要工作职责是立法和执法检查，不能再代替政府去表态和决定具体工作问题。因此，各位常委首先要转换角色，摆正自己的位置，只有这样才能做好人大常委的工作。
邦国委员长还特别强调，本届常委会要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体系，这个体系规划宏伟，责任重大，任务繁重。这实际上给我们全体常委成员发出了号召，提出了重要的历史使命。
我长期在国防科技界工作，有幸参加全国人大常委工作，自然特别关注国家科技的创新发展，觉得应该在科技立法和促进国防建设等方面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
由于自己不是学法律的，为了做好人大代表和常委委员工作，更好地参与各项法律的审议和修改工作，我请了几位好朋友给予帮助。第一位是北京大学的刘隆亨教授，他是我的高中同学，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是全国知名的经济学和税法学专家，有关这些法律的制定和修订，我都向他请教咨询。第二位是应松年同志，他是中央行政学院教授、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委员，常在中央电视台做普法讲座，因为都是辽宁团的代表，所以我常与他坐在一起交流请教，受益匪浅。第三位是许智慧同志，也是辽宁团的代表，她是北京鼎业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我常收到一些人民群众的来信，其中有些是要上书申诉或者要打官司的，我一般都向她咨询请教。有时她很爽快地说：“这件事情就交由我来处理吧。”在第十届全国人大5年期间，这三位同志给了我不少的帮助和支持，我多次向他们表达过自己的衷心感谢。
拥护宪法修改
全国人大跟全国政协不一样，没有大会发言的安排，人大代表、人大常委委员都只在各省市代表团会议上或者小组讨论会上发言。
2004年3月，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对宪法做了比较多的修改。我有幸在辽宁代表团会议上，就王兆国副委员长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做了一次发言。我发言的题目是：《拥护宪法修改，促进国家发展》，主要谈了5个观点：
第一，将“三个代表”思想写入宪法充分反映了党心、军心、民心。
第二，贯彻正确的修宪指导思想和原则，进一步促进国家的稳定发展。
第三，修宪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重视保障人民的根本权益。
第四，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制度写入宪法是完全必要的。
第五，修宪充分发扬了民主，完全符合法律程序。
积极履行人大代表和常委的职责
我在担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委的5年时间里，曾参加数十次人大常委会和外事委员会会议。每次会议我都根据会议的议题进行了充分准备和讨论发言，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并针对国计民生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开展调查研究，除了会上发言外，还先后多次写出专题报告，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反映情况，建言献策。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建议将福建“海峡西岸经济区”提升为国家战略
2005年6月17日，我应邀到福建省参加“第三届618项目成果交易会”和“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院士论坛”等系列活动，并在两所中学做了航空科普报告。论坛期间，福建省省委、省政府的领导接见了参会的院士，向大家介绍了福建省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省委书记卢展工同志、省长黄小晶同志在说到“海峡西岸经济区”时，说这个经济区目前仅仅是省里自己搞的，如果能够提升到国家级，作用就会更大。他们知道我是全国人大常委，希望能得到我的支持和帮助。
在省人大、省科协有关领导陪同下，我实地考察了一些地方和单位，感到福建省这几年变化特别大，发展势头很好，使我深受鼓舞。特别是福建提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凸显了福建的特色和优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我认为，它不仅能够加快福建省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对促进两岸和平统一会产生积极影响。
回到北京仔细地思考后，我决定给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写一封信，谈谈个人的观点和看法。在福建省人大提供的背景材料基础上，我亲自起草了一份调研考察报告，报送给邦国委员长、兆国副委员长、华仁副委员长兼秘书长三位领导同志。
其主要内容和观点有：
闽台之间渊源深厚，具有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的“五缘”优势，这是其他任何省份都无法替代的。
目前，福建新一轮发展的基本构想、基本思路、基本态势、基本格局已经开始形成，呈现出风正气顺、人和业兴的良好态势。
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将进一步凸显福建独特的对台优势，营造一个更具吸引力、更具完备功能的对台工作前沿平台，有利于促进海峡西岸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不断增强解决台湾问题的综合实力。可以说，福建人民对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强烈的紧迫感，福建有条件、有能力，也理应为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和繁荣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福建位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之间，面对台湾，区域经济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经济体系，经济总量2004年已突破6000亿元大关，与台湾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80年代初期福建经济总量只是台湾的1／40，90年代初期是台湾的1／13，2004年已是台湾的1／5。因此，建议把“海峡西岸经济区”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的重点发展区域。请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继续对福建给予积极的指导和更大的支持。
最后，我建议全国人大组织有关常委和人大代表到福建省去，就“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问题进行一次专题调研和视察。
7月5日，兆国副委员长对我的考察调研报告做出批示：“请华仁同志阅批。对刘大响常委的建议应由办公厅转有关部门在制订‘十一五’规划时和制定对台政策、研究对台工作时参考。谢谢刘大响同志。”
7月6日，华仁副委员长又批示：转请建敏同志批示办理。
这一建议得到了国务院的采纳，决定将福建“海峡西岸经济区”提升为国家级开发区，并列入国家“十一五”经济发展规划予以大力支持。
在国务院做出决定后不久，我收到了福建省省委书记卢展工和省长黄小晶亲笔署名的感谢信。
2．呼吁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