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1994年6月召开第七次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大会的同时，于6月3日举行了中国工程院（注1）成立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出席大会，江泽民主席为中国工程院亲笔题字“祝贺中国工程院成立”，并在成立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大会通过了《中国工程院章程》，选举我国著名科学家朱光亚同志为首任院长，朱高峰（常务）、师昌绪、潘家铮、卢良恕为副院长，葛能全为秘书长，向96名第一批中国工程院院士颁发了证书。
1995年5月，中国工程院召开第二次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批院士。我有幸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6月20日，我高兴地收到朱光亚院长的正式通知。
刘大响同志：
我十分荣幸地通知您，您于一九九五年五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当选名单已经国务院批准。特此通知，顺致祝贺。
朱光亚
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日
与深圳市政府的合作
中国工程院交给我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主持“深圳中国工程院院士活动基地”的工作。
1998年11月7日，深圳市政府与中国工程院正式签订高层次、多方位合作协议并成立了合作委员会。2000年6月15日，深圳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正式批复成立“深圳中国工程院院士活动基地”（简称院士基地，注2）作为办事机构，在合作委员会领导下具体组织开展合作工作。经中国工程院推荐，合作委员会决定聘任我担任院士基地主任，西南交通大学钱清泉院士为常务副主任（基地注册法人代表），深圳市高新区张克科、陈焱处长先后兼任副主任。院士基地下设办公室，先后由中国工程院陈丹和阮宝君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在深圳聘请陈玮任办公室副主任，周淑玲为会计，他们为深圳院士基地做了大量细致工作，付出辛勤劳动，为院地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10年来，在合作委员会领导下，院士基地在深圳组织开展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规划评审6次；组织院士专家对深圳的大中型企业开展技术咨询、技术诊断活动10余次；举办各类学术交流会议和院士报告会100余场；创办并组织了五届“中国青年科技企业家管理论坛”；参与主办12届深圳高交会（其中两届为协办）；组织院士专家对企业参观、考察和座谈35次。
据不完全统计，在我担任基地主任期间，院市合作围绕9个方面的工作，共举办各类活动120余次，有550多人次院士和400多位专家应邀有组织、有目的地到深圳参加管理论坛、技术咨询、企业诊断、规划评审、调研考察、学术交流、学术报告、专题座谈、成果评审、科普讲座等活动。举办的各类论坛、学术报告会听众累计2万人次以上。中国工程院先后有4位院士落户深圳，7位院士在深圳申办了企业、建立研发中心或重点实验室，20多位院士受聘担任企业的高级科技顾问或科技成果评审专家。
与深圳市合作，是中国工程院第一个建立起来的院、地合作的新模式，从一开始就受到双方领导的高度重视。10年来共召开6次合作委员会会议，双方主要领导出任合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宋健、徐匡迪院长先后担任高级顾问。王淀佐、邬贺铨副院长，常平秘书长和深圳市郭荣俊、刘应力副市长等都对双方合作和院士基地工作给予了多方面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使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对全国起到了一定的辐射作用。
到2005年，按照合作委员会的要求，需将双方合作工作引向深入，做深做实，产生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此我们认为必须搞好“产学研”三结合，通过基地的牵线搭桥，将院士、院士团队及所在单位的科研成果与深圳相关企业或创投公司相结合，促进其到深圳市实现产业化。
根据这一构想，院士基地曾提出建立“深圳院士创新研究院”或者“深圳院士成果转化基地”的设想和建议，相当于搞一个“成果孵化器”，将可以产生高附加值的产品推向市场，取得商业成功，实现高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这样，许多院士和院士所在单位的成果就找到了用武之地，而深圳市企业或创投公司也找到了高科技项目，实现互利双赢。科学无国界，技术有价值，但技术如果不同经济相结合，就无法体现其真正的价值。可惜这一设想和建议，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至今我仍感到有点儿遗憾。
最近几年在沈阳和全国各地兴办了一些院士工作站，我认为这是促进院地合作的一种新的有效模式。在深圳市政府有关机关的大力支持下，通过院士基地牵线搭桥和协调工作，深圳市第一个智能电网院士工作站于2010年3月31日在深圳科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这是十分令人高兴的。我相信院士工作站会在深圳市开花结果，进一步推动院市合作向着更宽广、更深入的方向发展，为深圳市的第二次腾飞做出贡献。
考虑到个人的工作、年龄和身体状况，在2010年11月25日召开的第六次合作委员会会议上，我辞去担任10年之久的深圳院士基地主任职务，得到中国工程院领导的批准。但合作双方领导仍要我继续担任中国工程院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第六届合作委员会委员。
参与京沪高铁项目的论证
1998年6月2日，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大会上，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志谈到他出访德国时，德国总理科尔陪同他乘坐磁悬浮列车，感觉特别好，杯子放在小桌板上非常平稳，这才是真正的高科技。他向在座的1000多位院士发问：京沪高速铁路是否应该采用磁悬浮技术？总理接着又说：“这件事请宋健院长组织院士们进行咨询论证。”
中国工程院将这一任务交给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当时，姚福生院士是学部主任，我是主管科技咨询的学部副主任。姚院士让我来负责组织完成这项咨询论证工作。我有点儿为难地说：“我搞航空发动机，是在天上飞的，对高速铁路不熟悉，完全是个外行，这样恐怕不合适吧。”他说：“这项咨询论证任务交给你，你可以聘请一些相关专业的院士专家来参加。”在这种情况下，我被“赶鸭子上架”，接受了这一艰巨的科技咨询任务。我与学部办公室主任李仁涵同志（后任中国工程院办公厅副主任）研究，并同铁道部有关领导商议，提出一份近30位专家名单，其中院士13名，并聘请从事铁路交通研究的两院院士、西南交通大学沈志云教授担任论证专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严陆光院士任副组长。
论证工作开始之初，专家之间的意见分歧较大。归纳起来有三种不同意见：一是不同意建，认为没有必要，或者应推迟10～15年，目前只需采用“摆式列车”提高车速就行了；二是要尽快建，应采取“轮轨技术”，且已经搞了十几年的可行性研究和线路勘测工作了；三是同意建，但应采取“磁悬浮”技术，因为这是高速铁路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我国应该抢占这一技术高地。
在中国工程院聘请的专家中，不少是原铁道部、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和各大铁路局总师一级的大牌专家，也有相关高校的知名教授，还有铁道部的主管司局级领导干部，中国科学院何祚庥院士、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焦桐善副总经理也参加了，可以说是名家荟萃。开始时专家们的发言都很尖锐，“火药味”颇浓，使我感到“铁老大”真的不简单。在第一次大会上我做了发言说：“对高速铁路我完全是个外行，这次主要是来向各位专家学习。虽然工程院让我来主管这项咨询论证工作，但我不是组长，论证专家组组长请沈志云和严陆光两位院士来担任。对各位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一定会全面地、充分地如实反映上去。”
在论证过程中，我们开展广泛的调研工作，也开了若干次小会，共召开了三次论证组专家全体会议，第一、第二次分别讨论轮轨和磁悬浮方案，第三次是综合讨论。在会议之前，论证组又组织专家到国外考察，两个团组分别去了德国和日本。当时我准备到日本去。但在出发的头天晚上和当天早晨，突然鼻孔血流不止。北航李其汉、任丽芸和624所程荣辉3位同志把我紧急送到北医三院。医生一看说得住院，就把我送进病房住了一周医院，结果那次赴日考察我未能参加。
第三次综合讨论后，形成了上报初稿。考虑到专家们的意见中，除了在“必须尽早建设”问题上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之外，在具体方案上仍存在不少分歧。
为了全面反映专家们的不同意见，我建议将所形成的初稿印送给每位专家一份，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然后将每位专家的意见汇总，汇编成附录三《咨询组专家对咨询报告的反馈意见表》，其中增加对专家意见的“处理情况”栏目，以便国务院领导能全面地看到专家们的不同意见。
这项咨询研究历时半年多，最终形成了《磁悬浮高速列车与轮轨高速列车的技术比较和分析》报告，这是由咨询专家组起草、姚福生院士阅改后，报中国工程院领导审定。中国工程院常平秘书长一直参与了这项论证工作，给予了很多的具体指导和帮助。
最后由学部办公室主任李仁涵负责起草中国工程院给国务院的咨询报告，将专家组的分析报告、咨询组专家名单和专家反馈意见汇总表，作为咨询报告的3个附录。对中国工程院的上报稿和专家组的咨询研究报告，我又做了约40处的文字修改。
中国工程院对京沪高速铁路的咨询建议，主要结论和建议有四条：
（1）建设京沪高速铁路是我国发展高速铁路的首先选择。
（2）从国际上看，轮轨高速技术既是成熟技术，又是正在不断发展的高新技术，在京沪线上采用轮轨技术方案是可行的。但由于其技术难度大，我国尚无实践经验，故应统一规划，充分论证，分段实施，加强管理，确保建设的高质量。
（3）磁悬浮高速列车有可能成为21世纪地面高速运输新系统，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由于目前世界上尚未建成商业运营线，因而至少在10年内，不能在京沪全线采用磁悬浮列车方案进行工程建设。但应加强研究开发，组织精干队伍，加大投资力度突破关键技术，在合适的地段建设一段试验运行线，以取得工程和运行经验，为我国今后发展长距离高速磁悬浮列车商业运行线打下基础。
（4）采用摆式列车，对于客、货运高密度混运的京沪线而言，难以达到提速到200千米／时以上的目标，因而是不可取的。
经过中国工程院领导签发后，这份咨询报告于1999年3月31日正式上报国务院。
建设长度1318千米的京沪高速铁路是举世瞩目的大事，虽然有不同的方案之争，但国务院最终决定上轮轨方案，2012年之前建成并全线通车。说明中国工程院当年组织咨询论证的观点是负责任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近几年来我国高速铁路得到如此快速的发展，这是出乎我意料的。如果我国能在2015—2020年建成全国高速铁路网，使全国绝大多数地方成为4～6小时经济圈，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方式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这是令世界人民惊喜的一个了不起的奇迹和重大成就。
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效仿中国要建高速铁路，并希望引进中国高铁的先进技术。这表明我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作为曾经参与中国工程院组织的京沪高铁方案咨询论证专家组的成员之一，我对此感到十分欣慰。
记得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我曾不止一次地发言指出，真诚地希望国家应该从建设合理的、高效的全国综合交通体系出发，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使航空、铁路、公路、水运和管道五种交通运输方式，实现科学、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否则，它们之间的重复建设，或者恶性竞争的局面一旦形成，其后果也是十分令人担忧的。
院士工作站
院士工作站是由政府推动，以创新需求为导向，以两院院士及其科研团队为核心，以企事业单位为依托，联合进行科学技术研究的高层次科技创新的合作平台。建立院士工作站的目的，在于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培养创新人才队伍，为增强企事业单位的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我参与院士工作站的工作，是从沈阳开始做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