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率团赴苏联访问
1979年，国务院批准624所对外开放，名称为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简称GTE）。1989年5月中苏关系开始正常化。1989年11月苏联中央流体动力研究院副院长波尔塔维奇和苏联中央航空发动机研究院副院长兼总体部主任茨霍夫等3人到624所参观访问，这是624所建所以来第一个到访的苏联高层专家代表团，由我负责接待。
1989年12月18日，航空航天工业部批准我当团长，率领一个团组到苏联访问、考察和谈判。同去的有部机关外事局王淑卿处长，发动机总公司刘泽均处长等7位同志，温琦同志为翻译。
这次访问的单位主要是苏联中央航空发动机研究院，还参观了苏联中央流体动力研究院和莫斯科航空学院。CIAM对第一个到访的中国发动机代表团高度重视，奥格罗德尼科夫院长安排了两次会面，双方进行了热情而友好的交谈，同时他还派出希洛金副院长全程陪同我们。这次访问主要谈了两件事：第一是考察苏联的高空台，并就双方高空台的对比标定试验进行协商和谈判；第二是探讨与苏联开展先进高性能航空发动机技术合作的可能性。他们的观点很明确，高空台对比标定试验可以开展合作，而先进高性能发动机技术合作基本上“没门儿”。
我们首先重点参观了位于莫斯科郊区杜拉耶夫的CIAM试验基地，基地主任是斯基宾先生，当时他是CIAM副院长兼试验基地主任。在奥格罗德尼科夫院长因病去世后，他接任CIAM院长至今，长期的合作使我们成了好朋友。他身材魁梧，精力充沛，人很热情，说话铿锵有力，有点像《列宁在一九一八》影片中的瓦西里。我开玩笑地叫他“ТоварищВасилий”（瓦西里同志），他开始有点莫名其妙，后来翻译解释说他很像那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列宁的卫士长瓦西里同志时，他才恍然大悟，觉得很有意思，就笑着连声表示感谢。
我们用了整整两天时间参观了试验基地的高空台、近10个主要部件试验器和大部分强度试验设备，可以说是大开眼界。过去我们总以为624所高空台是亚洲第一，为全国规模最大而引以自豪。但与苏联CIAM试验基地相比，我们的试验基地就显得太小了。后来我们又参观了苏联中央流体动力研究院，感到他们的规模就更大了，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激动，感慨良多，开始认识到没有大规模高水平的试验设备，要想搞出先进的航空发动机是不可能的，从而也激励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高空台尽快地建设好。
参观之后，我们与以基洛夫和克林斯基为首的苏方专家代表团就高空台的对比试验进行了两天谈判，双方达成合作意向，签署了会谈纪要和合作备忘录。
然后又与不久前到访624所的茨霍夫先生就先进高性能发动机技术合作问题交换了看法。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合作意向，但双方有了第一次接触，互相交换了信息，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由于两国隔绝了近30年，在这次访问中我们结交了许多苏联朋友，亲身感受到苏联的强大，也感觉到苏联老一辈科学家对我们的态度是积极而友好的。大家认为这次访问收获很大，为GTE与CIAM后来的友好合作开了先河，意义十分重大而深远。
在访问期间，我们恰好赶上了罗马尼亚发生政变，齐奥塞斯库总统被推翻和杀害。苏联调兵遣将，部队拉着炮车在街上呼啸而过，莫斯科到处都是武装士兵，气氛比较紧张。因有希洛金副院长全程陪同，安全尚有保障。
自莫斯科回所后，按照双方达成的合作意向和纪要精神，我们积极就高空台对比标定试验做好技术准备，组织编写了《中国高空台对比标定技术要求》。
1990年11月，CIAM派出以拉斯楚尔金为团长、克林斯基为副团长的7人专家小组来所，对我国SB101高空台进行实地考察，并就高空台的对比标定试验技术合作和商务问题举行了会谈，双方签署了合作协议书。我们向CIAM提交了《中国高空台对比标定技术要求》，他们表示原则同意，回国仔细研究后再作答复。
1991年8月焦天佑同志升任所长，所领导班子重新进行了分工，要我集中精力搞好高空台数采系统的引进和集成联调试验。因此，此后与俄罗斯合作进行高空台对比标定试验的工作，移交给焦天佑所长亲自负责，但我也参与主要技术问题的讨论和在所内的谈判工作。
先进高性能发动机技术合作破冰
1990年3月，苏联CIAM奥格罗德尼科夫院长应邀来所参观访问，我参与接待并陪同参观，这是我与奥格罗德尼科夫院长的第二次会面和谈判。参观后，他认为624所规模大，设备先进，人员素质高，具备研究航空发动机的条件，有点儿出乎他的意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会谈中他仍然记得我在莫斯科跟他提出的中苏双方开展先进高性能发动机技术合作问题，他说这种合作必须得到政府的同意后才能开始谈判。因此，他建议我方邀请苏联航空工业部邱依柯副部长来访，因为邱依柯是航空发动机专家，并主管全苏联的航空发动机研制工作和国际合作事务。
1990年12月，邱依柯副部长等13人在北京参加中、俄航空发动机联合工作组第二次工作会议之后，由发动机总公司陈浚总经理、吴文东副总师陪同专程访问624所。在陪同他们参观之后，我们就双方开展先进高性能航空发动机的总体方案和部件技术以及中推核心机、验证机技术合作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会谈，取得一致意见，达成了合作意向，这对促进后来中俄双方开展航空发动机的科技合作起到了重要的“破冰”作用。
此后，我们派出了多名科技人员到苏联访问，CIAM也派出几位专家到624所访问和讲课。1991年苏联解体，成立俄罗斯联邦政府，叶利钦上台执政。624所与俄罗斯的学术交流和科技合作项目日益增多。
1992年10月，接航空航天工业部发动机总公司电话通知，要求就先进高性能发动机总体方案、部件技术、中推核心机调试及验证机设计等项目开展对俄合作进行论证，报总公司审批，并要求抓紧做好谈判准备。
1992年11月2日，应航空航天工业部邀请，邱依柯副部长率领俄罗斯航空发动机代表团共5人，再次访问624所，就先进高性能发动机技术合作问题达成合作意向，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书。
1993年1月，俄罗斯克里莫夫设计局专家巴列耶夫等3人来所，就共同合作开展中等推力加力涡扇发动机研制等有关问题进行谈判，双方签署了合作协议书（草案）。后因双方对合同的价格差距太大而没有付诸实施。
1993年9月，我再次率团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访问，考察和谈判进气畸变对发动机的影响及其评定技术问题。CIAM奥格罗德尼科夫院长、法沃尔斯基院士、巴尔菲诺夫副院长、茨霍夫主任等领导，主动约我单独商谈双方开展先进高性能发动机技术合作问题，这时他们的合作心情似乎比我们还要更迫切一些，与我第一次去访问时的态度截然相反，我觉得这一次合作“有门儿”。我与他们商谈了3次，就合作的项目、原则、内容、方式、周期、初步报价及付款方式等许多细节问题达成初步共识，双方签署了“合作意向备忘录”，以便于向双方上级领导汇报，这是我第二次访俄的意外收获。回国后我立即向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和发动机局领导做了汇报，他们也感到意外和高兴。
与此同时，发动机局原则同意624所上报的对俄合作论证报告，同意择机开展有关项目合作的技术和商务谈判。至此，624所与俄罗斯CIAM开展先进高性能发动机技术合作条件已基本成熟。
俄方专家的一次历险
1993年12月，以俄罗斯CIAM副院长巴尔菲诺夫为团长，率领包括法沃尔斯基院士、姆尼拉卡扬教授在内的8人代表团访问624所，与以我为团长的10人代表团举行了为期12天的谈判。双方就先进高性能发动机总体方案技术合作达成一致，合同包括中方设计方案的评审和双方联合设计新方案的技术要求两项内容。双方还就高压压气机等多个部件的单项合作达成意向，合同待后另签。
中航技公司李培处长专程前来主持商务谈判。当时双方同意，合同文本要用中、俄、英三种文字书写，如果中文、俄文理解有歧义，则以英文文本为准。当时看来好像很慎重，实际上很烦琐，因为中、俄双方英文水平都不“正宗”，如果出现分歧，双方很难用英文达成一致。因此，在后来的所有合同中，我们只用中、俄两种文本书写，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俄方负责合同的拟稿人叫巴尔金，我们习惯叫他“小巴”，将巴尔菲诺夫副院长叫做“老巴”。小巴年轻，人很聪明，非常能干，处处维护俄方利益，事无巨细都是他一个人干。在谈判中，我与老巴谈妥的事情，只要他有不同看法就擅自修改，也不同我们打招呼，翻译发现后告诉我，我就请他改回去，一定要按照双方达成一致的文字来书写，这样翻来覆去多次，耽误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我真有点儿“生气”了，就把老巴请过来，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两位究竟谁说了算数？是老巴领导小巴，还是小巴领导老巴？”老巴看了之后，就批评小巴擅自修改协议和文字的做法。自此以后，他就不敢个人再私自修改了。
合同谈完后就要打印文稿，在这时出了一个小问题，就是中文翻译成俄文后无法打字，当时我们的计算机还没有俄文软件，而俄方也没有带来打印的俄文软件。那天到了半夜，小巴基本上没法打字，一个人坐在那里垂头丧气、一筹莫展。我看他一声不吭，问他怎么回事儿？他说，没有办法，软件没有带来。我说：“马上要签字了，这怎么办呢？”他摊开双手说没有办法了。
我考虑了一下，就建议先用手抄稿。然后在手抄稿的每一页上签字，双方各执一份，将来以双方签字的手抄稿文字为准，来校对打印稿。但俄方其他专家都回房睡觉去了。我说，把他们全部叫起来抄写，小巴又不敢去叫。我只好带着翻译去请他们。
睡眼矇眬的专家们都被“请”了起来，问我为什么叫他们起来？我说，巴尔金先生没有办法了，没法打字。现在只能用手抄！请大家公公正正地各抄一份，复印后每一页双方都签上字，然后请你们回莫斯科正式打印出来，再寄过来校对，我们双方再在打印并校对好的文本上补签字，作为有法律效力的文本。就这样，从后半夜一直抄到天蒙蒙亮，双方才完成签字手续。签字后俄方专家很高兴，因为他们这次签了一个大合同，清晨要赶到成都坐早班飞机经北京回国，所以天蒙蒙亮就出发了。
不巧那天清晨起了大雾，10米以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当时江油到成都正在修路，原来的公路没法走，只能走山区高低不平的小土路。当他们冒着大雾赶到成都后，机场也因大雾而飞机晚点。早知如此，我就不会让他们走了。后来我去车队了解，司机们都说，那天晚上路上非常惊险，的确很紧张，但他们开得很小心，没有出现什么意外险情。
后来到俄罗斯时，专家们纷纷告诉我：那天晚上真危险、真有点儿“悬”，但也很“精彩”。他们都竖起大拇指，夸奖中国司机的高超技术和保证安全的强烈责任心。他们还说，那是一次奇妙“历险”，留下了难忘的深刻记忆！
中俄合作结硕果
1990年12月，邱依柯副部长的到访，为GTE和CIAM开展先进高性能发动机技术合作开启了大门。中俄双方政府成立了“航空发动机联合工作组”，每年召开一次例会，意味着双方政府为合作颁发了“通行证”。
1991年，苏联宣布解体。总统叶利钦对经济实施“休克”疗法，俄罗斯的大部分企业和科研院所都陷入了极度的经济危机之中。俄罗斯强大的国防工业也难逃厄运，国家订货缺失，工厂开工不足，人才流失严重。为了解救危机，他们急需与中国开展合作，以摆脱经济困境，这正是我们开展中俄科技合作的最佳时机。
从1989年12月至今，我们双方的合作一直没有间断过。合作是多层次、全方位的，内容丰富多彩。据不完全统计，我们共签署了30多项合同，包括高空台对比标定试验，先进高性能发动机总体方案设计，各主要部件和系统的设计，特种测量设备及试验技术，中方设计方案的技术评审，俄方专家的讲课和咨询，中方专家的进修和培训，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