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1899.8—1977.8），江西永修人，原航空工业局副局长。1923年毕业于南昌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参加了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同年加入共青团，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1938 年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空军地勤学校、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学习，曾任苏联空军少尉、上尉机械师和准校工程师、副科长、少校总检验师等职。1938年回国后历任新疆航空训练班党支部书记兼教员、18集团军工程学校校长、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三分校训练部工程科主任、军事学校工程主任、俄文学校秘书长、中央军委作战部空军组组长、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政委等职。1949年3月被任命为军委航空局政治委员，1951年6月任空军副司令员。1952年转业到第二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局任副局长、第三机械工业部顾问等职。王弼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77年8月去世。
1949年8月10日，中央决定派刘亚楼、王弼、吕黎平3人组成代表团，赴苏联谈判关于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问题。1949年11月，空军成立，王弼被任命为空军副政治委员兼空军工程部部长，1951年6月任空军副司令员。
在空军期间，王弼对空军成立与建设，尤其对航空工程机务工作建设，花费了许多心血，直接参加了组建新的航校和部队以及组织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等工作。在建立航空修理网并转而为航空工业打基础方面，成绩显著。他负责航空工程机务工作的技术、组织与条例建设，保证了训练与作战飞行。他重用知识分子，重视技术工作，继承了延安时期鼓励优待技术干部的好传统，以适应空军这个高技术兵种的建设和作战要求。
1952年1月，王弼转业到地方，先后在二机部、一机部、三机部航空工业局任副局长及教育局局长等职，主管航空教育方面的工作，为航空事业培养出大批人才。他认为从事航空工业的人员，必须政治思想好，有文化、有技术，才能制造出好的飞机和航空产品。1951年11 月4 日，航空工程教育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王弼任副主任，到1952年8月23日，委员会拟订了飞机制造、飞机设计、发动机制造、发动机设计4个专业的教育计划；保送了700名优秀学生于1952年暑假进入航空系学习；完成了西南工业专科学校并入北京工业学院航空系工作；在南京成立华东航空学院；在北京成立北京航空学院。1952年8月28日，北京航空学院筹备委员会成立，王弼任主任委员。根据周恩来总理关于“办一所航空大学是应当的，需要的”指示，他积极建议将各大学航空系集中，办成几个独立航空学院，加速培养人才，并积极进行高等院校航空系的合并工作。为了使人才配套，王弼积极倡议筹建新的航空中等专业学校，到“文化大革命”前，航空工业先后办起了北京、沈阳、南昌、上海等15 所航空中等专业学校，培养了4万多名毕业生。王弼还倡导各工厂开办技工学校，到“文化大革命”前，共培养出毕业生6万余名。
王弼深知办学必须有资金，而当时国家的财力、物力有限，所以他明确提出勤俭办学的原则，要少花钱、多办事。他提出办一所中专，给3个“30”，即30万元投资、30名教师、30台设备。为了办好学校，他不顾年高体弱、四处奔波，选择校址，筹建校舍，解决学生来源、教师配备、器材调拨及毕业生分配等问题，为航空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1957年2月，王弼会同有关人员亲自深入四川、陕西等地，检查了中专、技校和工厂的教育及员工培训等工作情况。他发现西安航空技校勤俭办学的经验，及时向赵尔陆部长做了汇报，并积极推广西安航空技校的经验。5月30日《人民日报》以《穷学校能培养出好学生》为题报道了西安航空技校勤俭办学的经验。当时西安航空技校勤俭办学成为全国教育界的一面红旗，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表扬，对当时中专、技校办学方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弼对发展我国的航空降落伞事业付出了辛勤劳动。中国的降落伞生产，几乎是白手起家。1955年初，航空工业局决定南京降落伞厂（现中航工业宏光）由王弼直接领导。王弼亲率工作组到厂工作，提出了集中力量生产110型降落伞的方针，并亲赴上海帮助解决特纺材料的生产与供货问题，还协助工厂制定了建议上级成立降落伞国家试放鉴定委员会等5项措施。这些措施大大鼓舞了全厂职工的士气，发挥了技术人员的积极作用，提高了工作效率，保证了产品质量。1955年11月，工厂试造的110型和112型降落伞经上级组织试放、鉴定，双双获得成功。
王弼一贯重视产品质量和检查工作。1953年，王弼负责抓检验处的工作。在王弼的主持下，健全了航空工业局检验处的组织机构，修改了检验工作条例，制定了工厂总装车间检验室的职责范围，制定了有关事故报告的规定。为了搞好航空产品质量，他还强调要开展场外调查，及时反馈部队使用情况。在“大跃进”年代大砍机构时，局机关撤销了检验处，王弼持反对意见。
“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弼受到打击迫害。他虽年过七旬，身患重病，仍要下厂蹲点劳动。当时工厂一片混乱，产品质量低劣，他痛心疾首，忧心如焚。他沉痛地说：“质量不好，要自我毁灭。制造飞机，不像制造汽车，出了故障，可以停下来修理，飞机在空中出了故障，要机毁人亡。”他不顾重病缠身，写出上万言的建议书，提出质量是生产的核心。不合格的产品，生产得越多，浪费就越大。王弼至死不渝，坚持“质量第一”的精神，深受航空工业广大职工的尊崇和称颂。
1956年，王弼参加全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并担任航空组副组长。由于导弹的出现，当时有人认为飞机即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势必要被导弹全部代替，因此主张在中国应全力投入火箭的研究试制。王弼坚持正确的主张，和徐昌裕等同志提出火箭与飞机必须同时进行，主要力量可以放在火箭方面，但应在生产飞机的基础上搞火箭。
1976年3月，他向毛泽东主席、军委叶剑英副主席提出“组织各部门有造诣的航空技术专家，加强科技建设力量，组织生产高速度、高质量的飞机”的建议，以缩小我国飞机与国际水平的差距，表现出王弼对党、对航空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
王弼于1977年8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