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远（1911．10—1966．10），河北定县人，原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28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1929年参加共青团，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底，他任中共定县委员会书记，并发动了“抢秋”斗争；后到张家口东北军从事党的兵运工作，随后党派他到苏联学习。1935年回国后，先后在沈阳和北平做情报工作，任中共北方局组织的对东北军53军工作委员会成员，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政治部主任，1940年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1942年后任中央党校二部副主任，晋绥军区政治部主任兼三分区司令员，军调处中共集宁第一执行小组组长，晋绥军区三纵队政委，西北野战军组建第七纵队时任代政委；1949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1951年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五人代表之一参加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1952年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先后还任过中央财委第二和第三办公厅主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务院第三办公厅副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并兼任物资管理总局局长。1961年调任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党组第二书记，并兼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66年10月因病逝世。
1961年孙志远担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当时的三机部负责管理航空、电子、兵器、造船四大行业。此时，国防工业正面临重重困难：苏联撤走专家，停供设备；“大跃进”冲毀了基础制度，军工产品质量出现严重问题，部队的飞机停飞，工厂飞机不能出厂；“反右倾”斗争过火，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自然灾害造成职工生活困难，影响生产；边防战备又对国防工业提出新的要求。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孙志远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整顿和发展国防工业的艰苦斗争中。
首先是大刀阔斧整顿军工产品质量。孙志远几乎走遍了军工企业特别是航空工业的厂、校、院、所，从做好人的工作入手，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整顿和健全规章制度及各级责任制，保证产品优质过关。经过两年多艰苦的工作，使国防工业走出了困难时期，为进一步发展国防工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孙志远深知调整工作体制的重要性，为从机构体制上处理好国防工业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经他建议由中央批准，1961年11月国务院成立国防工业办公室，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与之合并，罗瑞卿任主任，赵尔陆、孙志远、方强任副主任。
孙志远还深切感到三机部业务繁杂，顾此失彼，已不适应科研生产发展的需要。经过反复酝酿，他提出按专业分部，实行计划单列。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建议。1963年分别成立了新的第三（航空）、第四（电子）、第五（兵器）、第六（造船）机械工业部。孙志远组织领导了这次分部工作，并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继续兼任国防工办副主任。
1963年9月，国家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任命孙志远为部长，刘鼎、吴融锋、段子俊为副部长。1964年初，在新班子的主持下，召开了航空工业企业领导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全面分析了形势，肯定了三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所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成绩只能算在攀登高峰过程中爬上了一个阶梯，航空工业的状况同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还很不相称。会议按照“为建设我国的人民空军，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提供现代化的航空技术装备”的要求，对以后的建设与发展进行了规划，提出了从仿制走向自行研制的战略目标，并且确定1964年和1965年继续贯彻“八字方针”，扎扎实实地为长远的发展创造条件，打好基础。会议之后，部领导亲自带领机关干部到各企事业单位向广大干部、群众宣讲会议精神，组织新机试制和多品种成批生产的会战，掀起学大庆、学先进的比、学、赶、帮活动。广大干部职工目标明确，精神大振，积极投入到生产建设之中。从1964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全行业政通人和，健康发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
这个时期，新机（弹）试制取得了振奋人心的进展。霹雳1空空导弹、红旗1地空导弹、上游1舰舰导弹及地地导弹的火箭发动机相继在1963年、1964年和1966年试制成功，投入生产。从此，结束了中国没有战术导弹的历史。英雄的人民军队装备了导弹就如虎添翼，成为更强大的保卫和平的力量。歼击机在实现歼6优质过关之后，又分别于1964年和1966年试制成功全天候高亚声速歼击机歼5甲和2倍于声速的高空高速歼击机歼7。1958年开始自行设计的强击机强5也于1965年达到初步设计定型，转入成批生产。还有轻型喷气式轰炸机轰5也在1965年升空试飞。这些飞机和导弹的试制成功，显示出航空工业职工自力更生发展新机的坚强意志和日益成长的技术能力。
组织飞机、导弹的多品种优质成批生产也取得成功。1965年，歼6飞机和红旗1导弹的产量大幅度上升，年生产水平跨上了一个新台阶。1963—1965年的三年中，总计生产交付各种优质飞机1055架、发动机3081台；导弹也已成批生产，从而改善了部队装备，增强了国防实力。1965年全行业工业总产值为1960年的1．6倍。到1966年，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达到了航空工业创建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是航空工业发展中的一个新高峰。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孙志远对航空工业工作迅速做出高瞻远瞩又积极务实的总体部署，尤其是把继续狠抓产品质量不动摇作为第一要务，很快取得效果。1963年9月，按优质过关要求新试制的歼6飞机试制成功，歼击机有了超声速的机种。紧接着，直5直升机也试制成功，填补了我国直升机领域的空白。中央军委向三机部和试制工厂发出贺电。邓小平总书记高兴地对孙志远说：“航空工业带了一个好头。”孙志远预见到，要保证批量生产的飞机质量，日常生产任务比试制时还要艰巨，因此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质量第一。他总结群众经验，形象地说：“在质量问题上要‘大事敲锣，小事敲钟，无事敲木鱼’，人人抓，时时抓，件件产品抓，丝毫不能放松。”航空工业坚定不移地抓质量，取得了丰硕成果。歼6飞机、涡喷6发动机、活塞6发动机和霹雳1号空空导弹等一批航空产品获得1964年国家新产品奖。
1964年1月，在航空工业企事业领导干部会议上，孙志远提出进一步发展大计，今后7年奋斗的目标是：“到1970年航空工业达到基本小而全，即建立一个基本独立完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航空工业，使空海军的航空技术装备能够有所改善，并且基本上走出仿制阶段，走上生产自行设计产品的新阶段。”
1964年三机部和航空研究院合并以后，孙志远反复强调，要优先发展航空科研，宁可少建几套工厂，也要把科研试验条件建设起来。接着三机部决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要把建设科研试验条件作为航空工业发展的战略任务摆到第一位进行规划部署。1965年初即着手在内地筹建空气动力研究所、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和飞机强度研究所，同时加速飞行试验研究所的建设。这4个科研试验基地规模比较大，技术十分复杂，一直被列为重点项目。飞机强度研究所能够承担120吨级的飞机全机静力试验。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个所的试验厂房正式交付使用，以后又扩建增建试验条件，成为比较完整的飞机静力和疲劳试验基地。飞行试验研究所是一个综合性的飞行试验研究中心，通过执行多种飞机、发动机和机载设备的试飞定型任务和试飞方法的课题研究，初步形成一支具有一定理论基础、专业配套和富有实践经验的飞行研究科技队伍。内地的空气动力研究所先后建造了不同形式和风速的低速风洞、跨声速风洞、超声速风洞等，后来形成了国家空气动力试验研究中心，连同三机部哈尔滨、沈阳、北京、西安、南京等各类风洞，初步建成了尺寸和速度基本配套的风洞群。这个期间，还兴建了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的试验基地。其他研究所和设计所也根据需要与可能，加强了科研试验条件的建设。工厂、院校则普遍建立了科研设计机构和工艺研究机构。机载设备新产品的研制，由于门类、专业很多，则主要是依靠工厂建立设计机构，集中优势技术力量逐步展开的。
1964年秋，进一步提出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体制问题。孙志远认为，要抓航空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在批量生产的时候，就要有新产品设计和更新的规划。形象地说，就是要“嘴上吃着一个（生产）、手上拿着一个（设计）、心里想着一个（规划研究）”，一代接一代，梯次展开。而要做到这样，没有科研与生产相结合是不行的。经过部党组讨论，1964年11月，三机部上报了“部院合并、厂所结合”的报告。同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决定，国防部第六研究院（航空研究院）与三机部合并。1965年3月，部召开部院合并后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与会代表，毛主席说：“合了好！”部院合并后，孙志远十分重视发展科研来促进生产，他表示：“宁可少建一套飞机厂，也要把科研建设搞上去。”
孙志远一方面要求加快歼击机和发动机、航空仪表等设计研究所及试飞研究所的续建；另一方面重点投资兴建空气动力、强度和发动机高空试车台等试验研究基地。当我国第一种自行设计的超声速强击机强5试制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时，他到洪都机械厂对设计者给予大力支持，打开了局面，促进了强5飞机于1965年末初步设计定型。
在新产品试制定型后，孙志远适时地抓了产品的批量生产，为部队提供装备。他提出“1965年是航空工业彻底翻身年”，“要在确保产品质量的基础上，组织以‘五机三弹’为中心的生产高潮”，并具体提出了在1965年内生产200架歼6飞机和100枚红旗地空导弹的大批量生产目标。经过艰苦奋斗，到1965年末优质超额地完成了任务，使航空工业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整个航空工业呈现出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四清”、“社教”运动中，孙志远把重点引向企业革命化，他提出“政治是根本，工人是基础”的指导思想，保护了干部，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1965年末，他在调查试点的基础上，对企业体制改革进行了新的尝试，将同一地区企业组成工业公司。先后将西安两个航空附件厂组建为庆安公司，将兴平航空电器厂和轮毂厂组建为秦岭公司，将新乡两个航空附件厂组建为平原公司；又将沈阳飞机制造厂和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沈阳航空发动机厂和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株洲航空发动机厂和株洲航空发动机设计研究所等实行厂所结合。
1964年，毛泽东主席先后在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把全国分成一、二、三线，一线要搬家，三线要加强，作为备战基地。工厂可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到内地去。此后，航空工业的内地建设大规模地展开。1965年初，根据中共中央批准的《国防工业一九六五年工作要点》有关调整一线、集中力量建设三线的要求，三机部做出了坚决停缓一、二线建设项目，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地处一、二线大城市的企业向三线搬迁的决定。所有一、二线企业也随之制定了往内地搬迁的方案。当年，就完成了处于沿海地区的航空电器、灯具、降落伞、发动机附件等6个机载设备厂的搬迁任务，另有9个工厂、3个研究所也在三线开始动工兴建。当时，航空工业广大职工建设三线的热情分外高涨。有搬迁任务的工厂一分为二之后，新厂的筹建班子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有的甚至来不及整理行装，告别亲友便日夜兼程奔赴三线。上海、天津、北京的几个航空工厂有近2000名职工迁往贵州，一声令下，不到半年，连人带设备，全部搬迁完毕，当年就安装投产了。这种人心之奋发，建设之迅速，充分反映了航空工业这支队伍的实战能力和献身精神。
1965年，针对当时美国、苏联以武力威胁、孤立我国，炫耀“空中优势”的形势，孙志远提出了“我们要在未来防御战争中夺取局部地区空中优势”的战略目标，需要安排高、中、低空歼击机、强击机和地空导弹的研制和生产。据此，他主持制定了航空工业第三个五年计划。这个设想得到了主管国防工业的中央领导同志赞同，把它纳入了国防工业建设规划，并决定以航空装备为突破口，打一场翻身仗。
正当航空工业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孙志远疲于应付各地“造反派”，心力交瘁引发脑血栓，不幸于1966年10月11日逝世。周恩来总理主持了孙志远的追悼会。
孙志远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全国政协第三届常务委员会委员。1966年10月因病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