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少卿（1910．11—1991．10），湖北监利人，原空军副司令员、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1929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湘鄂西红三军9师25团战士、班长、副排长，荆门县礼家寺区大同盟青年部长，红三军政治部宣传员，红二军团政治部没收委员会副主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地方部武装动员科长等职。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八路军第120师政治部民运部科长，山西兴县县委武装部部长，120师政治部民运部部长、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东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辽西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中共嫩江省委组织部部长兼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军委空军训练部第二部长、工程部部长，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空军工程学院院长，空军副司令员及空军顾问等职。1991年10月因病在北京逝世。
1960年9月，薛少卿被国务院、中央军委任命为空军副司令员、第三机械工业部（简称三机部）副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薛少卿到任之时，航空工业正面临着空前的困难。在“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下，“大跃进”使航空工业遭受严重挫折。由于指标过高、要求过急，搞快速试制、快速施工，导致航空产品质量严重下降，大批飞机不能出厂交付部队使用，基础建设质量也存在严重问题。此外，苏联单方面中断合同以及三年自然灾害，也加重了我国航空工业前进中的困难，使航空工业的发展雪上加霜。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军工产品质量问题召开了电话会议，薛少卿按照这次会议的精神和贺龙元帅“一刀两断”、“一丝不苟”的指示，在北京民族饭店主持召开了航空工业系统主管质量的副厂长参加的整顿会议。会议消化理解了党中央的精神，提出了改进措施，对全国航空工业系统的整顿起到了震动和促进作用。随后，各工厂企业都发动了起来，在组织领导、生产制度、纪律作风、生产秩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风，对问题严重的企业进行了重点解剖。
薛少卿倾全力落实贺龙的指示，在质量整顿中，要求所有工厂、所有军用产品都按照“质量第一、一丝不苟”的原则，制定优质过关方案。对技术资料、原材料、成件、设备、工艺装备进行逐页、逐件、逐道工序的检查和鉴定，然后又一个个班组、车间、工厂按标准进行层层检查验收。在组织过关验收中，坚持了具体产品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区别对待的原则。对没按照原图样进行试制、问题严重的机种，都重新全部复制原型机的图样资料，制造全套优质工艺装备和标准样件，重新组织试制；对生产实践证明基础比较好的机种，有什么问题就整顿什么问题，允许采取过渡的方法，使一批优于一批；对某些局部质量不合格而未能出厂的飞机，按优质标准进行返修。这样做，既坚持了优质标准，又防止了矫枉过正，使质量整顿工作得以健康的发展。与此同时，航空工业局下发文件并派工作组深入各工厂，贯彻执行中共中央颁布的《国营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严格执行各级领导责任书和各项规章制度，全面系统地恢复和整顿企业管理，为优质、成批生产打好基础。
薛少卿力促整顿，切实落实中共中央及国务院的精神，国防工业的军工产品质量逐步达标。1962年5月，当沈阳航空发动机厂和天津电工厂取得优质过关的时候，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立即通报表扬嘉奖，并颁发奖金。薛少卿受贺龙元帅委托分别到这两家企业宣读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通报嘉奖令，对工人、科技人员、干部进行表彰慰问。
在1963年9月前后，直5和歼6两机先后通过国家鉴定，胜利实现优质过关，转入成批生产。新生产的飞机和发动机，不仅装配的是国产优质零配件，而且352项机载设备也全部优质过关。米格-19原型机的抖动和米-4直升机的振动等一些技术难题也被一一攻克。这表明航空工业战线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具备了依靠自己力量制造比较复杂飞机的技术能力。中央军委就这两个机种优质过关发出贺电：“这是我国航空工业开始全面好转的一个标志。”产品的优质过关，也促进了整机和零配件的协调发展。1961—1963年，航空工业生产了15种飞机，13种发动机的零配件，计1万项以上，8580多万件；还生产备份发动机778台，改变了空军、海军飞机因一度缺零备件而停修停飞的状况，而且使维修飞机的某些零备件由原来依靠国外进口转为立足于国内。
薛少卿在组织产品优质过关的同时，还狠抓了三线基建工程的质量整顿。到1963年，对劣质工程全部返修加固完毕。成都、西安的飞机、发动机厂和兰州的机载设备厂都陆续建成投产。同时，为保证新飞机的试制生产，还续建和新建了一批急需的工厂，重点扩建和改造了一批老厂，并从地方接收了几家工厂，基本达到了配套生产的初步目标。1963年新增固定资产为年计划的106%，创造了航空工业1958年以来的最好投资效果。经过1961—1963年的调整、整顿，航空工业基本上清除了“大跃进”带来的消极影响，生产和管理走上了正轨，产品和基本建设质量上升，内部比例趋向协调，经济状况逐步好转，全行业实现扭亏为盈。薛少卿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我国航空工业从仿制到自主研制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薛少卿做出了重要贡献。1961年薛少卿到任后即开始狠抓初教6的定型工作。1961年12月，薛少卿代表三机部和航空工业局与空军、国防部六院有关同志组成国家鉴定委员会。1962年1月5日，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根据初教6国家鉴定委员会的定型报告，正式批准初教6定型，投入批量生产。至此，历时4年半、耗资246万元的初教6研制工作宣告结束，使其成为我国生产时间最长、产量最多的机种，大量装备了我国空军、海军部队，为我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飞行员。
20世纪60年代初，哈尔滨飞机制造厂面临着多种飞机维修需要不同型别的发动机，生产难以组织的问题。经过论证，决定从改进改型入手，以直5的动力装置活塞7为原准机，吸取其他机型之所长，1963年改型研制了活塞8发动机。经国家航空产品定型委员会鉴定，证明该型发动机是成功的。新的机型可以与苏制图-2轰炸机、伊尔-12和伊尔-14运输机，以及美制C-46运输机通用，做到了“一机四用”，打响了航空工业改进改型的第一炮，救活了当时由于缺少发动机而需要停飞的数百架进口旧飞机，同时也提高了飞机的高空性能，达到了满员飞进西藏的要求。由于这次改型成功，其他的改进改型也随后展开，全面克服了原设计的缺陷，挖掘了原型机的潜力，改装了较为先进的设备，满足了多层次、多方面的需要，在使用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通过航空工业战线同志们的努力，航空工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澄清了那种认为改进改型“油水不大”的消极看法，进一步鼓舞和推动了处于困难时期的改进改型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认可。
1961年强5面临“下马”的严峻形势，但洪都机械厂决定“见缝插针”，坚持试制，得到了薛少卿的大力支持。在他的努力协调下，强5研制终于取得了空军、航空工业局和航空研究院的支持。后来又获得国家设计定型，成为空军一种比较理想的强击机。
1962年初，歼6型飞机重新试制。1963年9月，涡喷6发动机装在歼6歼击机上通过了试飞，12月该机正式转入批生产，结束了航空工业连续几年造不出优质歼击机的被动局面，航空工业开始呈现繁荣景象。
1963年9月，薛少卿结束了为期3年的航空工业局局长的使命，回到空军，不久进入中央党校学习。1975年8月，为响应邓小平提出的老同志让贤的倡导，薛少卿提出了退居二线的申请，并第一个成为空军的顾问。
薛少卿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1991年10月因病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