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鼎（1902．12—1986．7），四川南溪人，原第三机械工业部常务副部长。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工业学校，后赴德国勤工俭学。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1927年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军委特科副科长、科长，1931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1933年后曾任闽浙赣苏区政治部组织部长、红军第五分校政委、兵工厂政委。1936年被中共中央正式派为驻东北军代表，在“西安事变”中起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延安摩托学校校长、抗大和党校的政治教员和政治主任教员、抗大特科大队长。1940年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1944年任中央军委联防司令部军工局副局长。解放战争期间，任晋察冀军工局副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重工业部副部长，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63年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常务副部长兼第六研究院院长、党组副书记、顾问。曾当选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国兵工学会理事长。1986年7月因病在北京逝世。
新中国成立初期，刘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副部长，既负责兵器工业的调整、改组，又负责机械、电子、船舶和汽车工业的筹建。1951年5月，刘鼎兼重工业部兵工总局局长。同年6月，中央派徐向前、刘鼎等赴苏联谈判援助我国建设国防工业问题。1954年10月，刘鼎出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助理，1956年12月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分管生产技术和物资供应、民品生产。1958年2月，第一、第二机械工业部合并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刘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60年9月第一、第二机械工业部分开，刘鼎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国防工业部）副部长。他代表三机部党组起草了向党中央的报告，论述了我国工业技术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存在的10大差距，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措施。他狠抓了技术管理，亲自带队到工厂蹲点，调查研究，先后拟定了《关于企业技术检验工作若干规定》、《计量检定工作管理办法》，对扭转当时国防工业技术管理的混乱情况起到了促进作用，保证了产品质量。
刘鼎倡导科研工作要面向生产，经济工作要用经济的方法来管理。他主张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发展航空工业。1960年，洪都机械厂自行设计、研制出一种初级教练机——“红专”502。此前，也从苏联引进了一种初级教练机的图样和制造工艺，并且设计定型。在当时，是生产自己设计的飞机还是生产苏联的飞机存在争论。刘鼎坚决主张：进一步完善设计，生产自己的飞机。
1963年9月新三机部（航空工业部）成立后，刘鼎任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当时航空工业对“反右倾”、“大跃进”所造成产品质量问题的恶果尚未消除。年逾花甲的刘鼎为了迅速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夜以继日地工作，协助孙志远部长狠抓工艺技术，狠抓质量优质过关，狠抓技术管理。
在刘鼎主持下，航空工业先后在1963年和1965年召开了两次大型技术工作会议，制定了技术政策，讨论制定了技术发展规划，对航空工业的科学技术发展做了战略性的部署。1965年5月，刘鼎兼任第六研究院（航空研究院）院长，全面负责航空工业科研技术发展工作。他坚决贯彻执行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实行部、院合并的决定，组织研究院消化歼7飞机的设计文件，着手歼8飞机的科研设计工作，同时根据部党组的总体规划，建立了一整套部属厂管的科研机构，使航空工业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科研体系。他瞄准当时世界航空工业发展水平，找出我国航空工业的技术差距，制定技术发展政策，确定科研攻关方向和具体攻关项目。电解加工技术当时在国外刚刚兴起，刘鼎一触及这项新技术，就看出它对国防工业未来发展的重要用途。他明确提出以发动机叶片为主攻方向，用电解加工啃掉发动机制造中这个工作量最大、难加工的硬骨头。在他的组织和支持下，有关研究所和航空发动机厂进行了研究、试验。经过技术人员与工人的努力，电解加工发动机叶片几乎与国外同时成功。经过20多年的努力，航空发动机大部分叶片的批生产采用了电解加工技术。在整体叶轮、高温空心涡轮叶片、大型机匣等关键零件的加工方面也取得了成功。1965年邓小平视察沈阳航空发动机厂时，在看到电解加工的成果后曾高兴地称赞说：“电解加工是一个宝。”
1964年，当有人提出在航空工业的钣金冲压锻造成形中采用火药爆炸成形技术的建议时，刘鼎即以深邃的眼光看到了这一新工艺的强大生命力，并在国内积极倡导这项技术。在他的领导和支持下，北京航空精密研究所与洪都机械厂很快就合作研制出40吨米的火药锤，并锻造出合格的钛合金涡轮盘锻件，为锻压工艺开辟了一条新途径。此外，在航空工业以及其他军工生产中采用的许多新工艺、新技术，如喷丸强化、冷挤压、电蚀加工、复合材料的研究与应用等无不凝聚着刘鼎的大量心血。
刘鼎还根据国外的经验和国内的科学技术水平，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常说：“没有工具和工艺装备的现代化，工业的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在他的倡导下，航空工业专门组建了组合夹具和硬质合金工具专业化工厂，加强了工厂的设计、工艺研究技术力量。
刘鼎对硬质合金工具也备加关注。“文化大革命”中，他虽然身陷囹圄，仍为硬质合金的发展操心。出狱工作后，他多次听取有关部门和工厂汇报与外商谈判的情况，并提出具体要求。工厂每开发出一种新产品，他都进行全面了解、检查，指出优缺点。他对工量具的出口工作也极为关注，在1985年10月住院前几天还对工量具出口问题做了批示，这也是他的最后一次工作指示。刘鼎在我国工业建设发展问题上，的确称得上是一位有独到见解、把专家内行和领导干部融为一体的杰出领导者。
刘鼎一贯注重人才培养。他主张在三线建设工厂、研究所之前要先办学校，就近培养、补充工艺员和技术工人。他积极倡导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强调加强基础技术工作、加强工艺水平的提高、调整专业和工种的设置，以适应技术进步。他主张革新教学内容，增加新技术、新工艺，培养学生组织能力和操作能力。他还十分重视在职人员培训，提倡工人大练基本功，并亲自为钳工的基本功制定了规范，效果显著，深受欢迎。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鼎备受磨难。在监狱里，他把监狱当作总结大半生革命经验的场所，反复思考自己几十年来为国防工业献身的生产技术成果和经验。狱中没有写作条件，没有纸，就用草纸、牙粉袋、饼干包装纸等；没有参考书籍和资料，就凭着他惊人的记忆力，陆续写出近20万字的技术总结和建议。这些手稿内容丰富，涉及的范围广泛，有针对枪、炮、弹药生产的历史经验总结，有各种武器再设计的建议，有对电解加工工艺学完整丰富的论述，有对钨、钛、硼、钻石等开发与应用的建议，有轧辊磨床和卧式无底冲床的设计方案，有旧机床的改造与应用的论述等。这些手稿句句显示了他在技术上的造诣，渗透着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1975年毛泽东主席批准他出狱。当见到接他出狱的同志时，他第一句话就问歼7飞机、歼8飞机情况怎么样。回到家中，许多同志去看望他，当询问他在狱中的遭遇时，他总是转开话题谈工作。他说，在监狱有时听到头上的飞机声，就情不自禁地想：不知我们现在又造出了什么新的飞机？
刘鼎严于律己。在他年逾70岁后，不管在京参加什么会议，都像出差外地一样，吃住在会场；不管是自己主持还是参加会议，都提前进会场，从不迟到、早退。他办什么事，干什么工作，总是保持着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党中央十分关心刘鼎，给他彻底平了反。刘鼎病重住院后，李先念、胡耀邦曾派代表到医院探望，李鹏、姚依林、习仲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和马海德也到医院慰问。1986年7月因病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