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燮生（1928．9—），江苏丹阳人，原航空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49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发动机设计专业，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3年后姜燮生先后在沈阳航空发动机修理厂和沈阳航空发动机厂工作，曾任工艺室副主任、主任、车间副主任、试验车间主任、副总工程师、技术改革办公室主任等职。因工作出色曾先后被评为青年先进工作者、先进生产者、优秀干部、优质过关一等功等称号。1963年调到成都航空发动机厂工作，先后任总工艺师、厂办主任兼生产技术处处长、厂革委会生产组副组长、生产指挥部副部长、厂革委会副主任、厂党委副书记、厂长兼党委副书记。1980年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成都航空发动机厂厂长，1982年任航空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1983年任航空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88年任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91年后先后任航空航天工业部科技委主任、航空工业总公司科技委主任和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科技委主任等职。2010年1月退休。
姜燮生大学毕业时，原定他留校任教。当时中国的航空工业刚刚起步，需要大批航空工业建设的专业人才。由于姜燮生学的是发动机专业，他深知这个专业对航空工业发展的重要性，于是积极报名要求去航空工业发展最需要的地方，来到了沈阳航空发动机厂。他在航空发动机企业工作近30年，长期从事航空发动机制造技术和管理工作。在沈阳，他参加了以修理厂为依托，创建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的全过程，组织领导过多种型号发动机修理、制造等技术工作，参与并组织20多项新工艺、新设备的试验研究工作，先后参与组织试制了两种离心式发动机和一种轴流式发动机，保证了发动机优质过关和投入批量生产。
姜燮生调到成都航空发动机厂工作是1963年9月，正好是成都航空发动机厂建成进入生产发展的关键时刻。成都航空发动机厂在贯彻党中央、国务院“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过程中，基建、生产等各方面都得到了顺利发展。基本建设经过彻底返修加固和增建，到1964年9月基本建成，12月通过了国家验收；涡喷6发动机从1962年开始做生产准备，到1964年9月试制成功，通过了国家验收鉴定试车，同年10月经国家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验收合格转入批量生产，1965年就生产涡喷发动机151台，到1966年增加到年产602台。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成都航空发动机厂总工艺师的姜燮生，由于有了在沈阳两个发动机厂的工作经验，发挥了他应有的作用。
涡喷6发动机是1963年1月由三机部批示从湘江机械厂转入成都航空发动机厂的，同时三机部也批复同意航空工业局“关于将涡喷6发动机由沈阳航空发动机厂转成都航空发动机厂的报告”。根据此情况，成都航空发动机厂党委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试制方案和生产进度，决定发动全厂职工克服困难，在1964年“十一”前试制成功。
在做工艺装备选用时，姜燮生决定充分利用湘江机械厂移交给成都航空发动机厂的工艺装备，组织生产必须的“0”批工夹具的配套补缺，极大地加快了工艺装备安装进度，到1964年3月完成了工艺装备制造任务，为总装试车做好了准备。与此同时，姜燮生又和冶金部门配合，根据试生产方案规定的精神，分别拟定了工艺、冶金的试生产实施细则，发到各有关单位贯彻执行。试制涡喷6发动机是一项系统工程，由于产品是从沈阳航空发动机厂转来，所以与沈阳航空发动机厂协调也非常重要，一些技术、工艺上的重大更改，都要经沈阳航空发动机厂同意，并经成都航空发动机厂总工程师批准和军代表同意后下发各部门贯彻落实。在这过程中，在姜燮生的领导下，在工艺方面复制了工艺规程3755本，工艺说明书156本，工艺装备图样16042份。此外自制工艺规程233本，工艺说明书11本；在试制过程中发出更改单2833份，自行设计工艺装备图样1904份。在试制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发现工艺规程中的问题2112项，都得到了及时更正。涡喷6发动机“0”批工具的选择，是根据“确保质量、掌握技术、试成后能迅速转入小批生产”所需要补充的数量。经过多次反复平衡，最后确定“0”批工艺装备选用15116项，其中冷加工系统所需用的工装为13805项，热加工用的工装为1311项。同时成都航空发动机厂工具制造车间也为“0”批冷加工工艺装备8636项。在工厂进入试制阶段，姜燮生要求工艺员们深入生产一线，跟班到底，道道工序做好原始记录，零件试制成功后要做好试制总结，为今后生产积累经验。在全厂干部职工共同努力下，在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下，1964年10月11日，涡喷6发动机通过了国家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的鉴定，投入批量生产。
“文化大革命”时期，姜燮生也同样受到了冲击，但他坚持真理、坚持科研生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姜燮生又焕发了青春，全身心地投入到新时期的经济建设中去。1980年中期，传来了1981年军品任务将大幅度下降的消息，在姜燮生的领导下，组织多方面力量，进行市场调研，决定大力发展民用产品，开发出多种老百姓生活必需品，弥补了成都航空发动机厂没有支柱民品的历史，有的产品还获得部、省级质量评比第一名。1981年，成都航空发动机厂民品产值比1980年增长95．7%，1982年比1981年增长243%，民品产值1982年占全厂总产值的21．3%。在姜燮生领导下，成都航空发动机厂在1981年还开展全面经济核算工作，根据各基层单位不同性质，提出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以收抵支、定额补差、超支扣奖、节约分成”等多种核算方法，还制定了多项管理制度，为工厂全面推行经济核算打下了基础。
“文化大革命”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航空工业也遭受巨大创伤。姜燮生受命担任厂长，坚定沉着，实干创新，拨乱反正，严肃认真地开展全面的质量整顿，组织全厂职工使返厂修理的2000多台发动机全部优质过关，出厂后再未发生质量事故。他因此两次荣获航空工业部颁发的优质过关立功奖。与此同时，他十分重视企业管理工作，主持推行“指标、管理、评比、奖励”四结合为内容的管理模式，创造和积累了一套大型企业管理经验，收到显著成效。1978—1979年，成都航空发动机厂连续被评为全国先进企业。他组织对涡喷6发动机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发动机年产量从100台跃升到1000台以上，并成功地将发动机寿命延长一倍。他还组织了两种发动机的测绘仿制工作。
姜燮生在担任部领导工作期间，根据航空工业要成为国民经济技术装备部和出口创汇主力军的总目标和要求，提出“搞活经济，出口创汇，发展航空”的发展思路，为扭转航空工业困难局面，促进经济好转，推动全局的改革发展做了大量工作；狠抓军转民多层次开发、全行业技术改造和以经济承包为主要内容的企业配套改革；狠抓航空工业的外贸出口工作，积极推进国际合作，果断决策与巴基斯坦合作研制K8教练机和与美国合作生产FT8燃气轮机，大力发展航空零部件转包生产，加快了出口创汇的步伐；组织实施了与新歼击机相配套的新发动机的研制工作，并狠抓了发动机科研领域的基础建设工作，为航空工业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姜燮生担任航空工业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后，积极发挥专家群体作用，组织对航空工业全局性、战略性、综合性的技术与经济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一些有见地、有价值的建议，为航空工业长远发展和战略决策起到了支持作用。
姜燮生是中共第十二、第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曾任全国工业经济协会副会长、顾问，航空工业企业管理协会理事长，全国模具协会副理事长，全国尖端技术协会副会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等。曾获“在献身航空、服务四化的伟大事业中艰苦奋斗三十年”重大贡献奖、航空工业40年特别荣誉奖。